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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袁一雪

生，还是不生？这让很多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职场妈妈们纠结不休。她们一边希望孩子有兄弟姐妹共同长大，一边却对是否需要对目前的工作作出调整而苦恼不已。

当周围不少同事选择要二孩时，已经是一个三岁孩子母亲的张女士，坚决不要老二的想法也渐渐有了些松动。“生吧，生吧，将来孩子长大是个伴儿。”一个正怀着二胎的好友这样劝她。“家里老人都让生，我也没办法，反正有他们帮忙带。”这是另一个同事的话。在张女士家里，家里的老人虽然并未明说要求她再生一个，但是语气中或多或少也透露出多子多福的期许。

生，还是不生？这让很多已经育有一个孩子的职场妈妈们纠结不休。她们一边希望孩子有兄弟姐妹共同长大，一边却对是否需要对目前的工作作出调整而苦恼不已：在一线城市生活不易，房子有贷款，若要放弃工作势必意味着家庭经济压力陡然变大；而且，双方都是独生子女，双方四位老人的身体也不时需要照顾，如果再加上两个孩子，压力可想而知。

国家的需要与单位的不需要

2015年10月，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此来应对中国日益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结构亟待调整……这些似乎都让二孩政策的推出迫在眉睫。但与国家希望二孩放开意愿截然相反的是，很多单位并不愿意为二孩生育买单。而这种矛盾，正在波及我国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男女平等的局面。

2015年是我国政府提出“把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20周年。20年来，我国党和政府始终不渝地坚持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不断完善法律法规，制定落实公共政策，编制实施发展规划，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取得丰硕成果。2015年9月公布的《中国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白皮书显示，2013年全国女性就业占就业总数的45%。

不过，不少分析师和社会学家认为，这一数字要归功于国内自1980年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但这也为二孩政策的推出对女性职场地位的影响埋下了伏笔。

其实，早在二孩政策之前，大量女性求职者在面试过程中都曾被问：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要孩子以及准备要几个孩子。很多职场女性为了得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必须签一份协议：保证在工作期间不会结婚，保证不会怀孕。甚至有些企业直接在招聘启事上标明“只要男性”。二孩政策放开后，已育女性不再是职场的“香饽饽”，反而会在面试时被问及是否计划生两个孩子。

2015年，中国妇女研究所在一项关于性别歧视的调查中表示，86%的受访女学生表示，在就业市场遭受了不同形式的性别歧视。二孩政策让女性求职变得更为困难，原因是生二胎意味着雇主必须给女员工第二次产假，而休产假会导致公司劳动力成本增加，因此许多企业不愿雇佣女性。

而那些已经雇佣了有二孩生育意愿女性的公司，为了避免员工集中怀孕，则采取一些应对措施。新华网近日有一则报道称，长春市一家公司要求如果想要孩子，必须提前一年跟单位申请，单位则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制定“员工生育时间表”，避免让员工集中在同一年扎堆怀孕，影响正常的工作。

男女双方付出不平等

“二孩政策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一种解放，从这个角度看是件好事。”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刘兵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是刘兵同时强调，生育权的解放并不等于自由选择的权利。因为自由强调的是，有选择生的权利也有选择不生的权利。可惜的是，一些女性被家庭意愿“绑架”，陷入了虽不愿生但不得不生的境地。

而让女性陷入两难的原因，是其他政策与二孩政策的不匹配。“现在我们看到的男女平等真的是同样工作的平等，但是真正的平等应该是在考虑男女生理特性不同，社会分工有所区别后，所说的男女平等。”刘兵认为。

在目前的社会分工中，女性在抚养孩子、照顾家庭方面付出更多，但同时，在工作单位领导要求女性与男性付出同样多的精力在工作上，显然并非真正的平等。即便是全职妈妈，从劳动量和社会贡献来说，照顾两个孩子绝不亚于一份有固定薪水的工作，但是目前中国社会还很难将全职母亲为家庭和孩子所付出的时间精力给予货币化的考量。

“既然生育问题中男女双方付出不平等，那么如果现有其他条件不变，二孩的出生额外增加了女性的劳动和付出。那么，政府也应该出台相应的政策保障女性。”刘兵建议道。

但在现行政策中，孕妇产假主要由基础性产假和奖励性产假两部分组成。基础性产假为国务院2012年颁布的《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中明确的“女职工生育享受98天产假，难产的应增加产假15天”，奖励性产假包括晚育和独生子女增加的产假，这部分各地规定不尽相同。至于二孩生育后的产假，不少地区将晚育范围确定为已婚妇女23岁（或24岁）怀孕生育第一个子女的为晚育，因此生育二孩不属于晚育范畴，相应晚育奖励的产假将无法享受。加上二孩不属于独生子女，相应增加的产假也无法享受，一般二孩产假就只有国务院相关规定中明确的98天。

制定政策更应从女性角度出发

虽然有社会学家认为，目前生育二孩的女性属于少数，国家政策因为少数人作调整的几率不高，但刘兵认为，政策的制定和国家的发展都应该将国民幸福指数放在首位。“不能一味发展经济，而让每个人都感觉心情压抑、生活不愉快。”刘兵表示，“更不能因为生二孩的基数小就不改变现行政策，而且，对于弱势群体，比如残疾人，政策上都应该要保护。因为不论多数人还是少数人，在权利上是平等的。如果不能保护就说明不平等。”

实际上，二孩政策的推出并没有迎来想象中的生育高潮，出于对抚养孩子成本的考量以及部分女性可能需要放弃工作成为全职妈妈的考虑，很多家庭并没有生育二孩的意愿。很多“80后”年轻人大多表示孩子教育、医疗成本过高。他们认为比生孩子更重要的是使子女得到良好教育，使其成才。生育成本越来越高，培养一个孩子，往往要支付各种费用。高额的生育成本使得父母必然放弃数量，转而重视“质量”，也就倾向于优生优育。

“我认为，还是应该呼吁国家出台相应政策，才能保证二孩的政策顺利施行。虽然这件事很难，但我还是要呼吁，特别要呼吁的是，在制订政策时，制定者更应该从女性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仅仅考虑社会或者简单的男女平等。”刘兵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