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正在如火如荼地举行，代表委员们齐聚北京共商国是，今年恰好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本报采访了多位高教界的代表委员，分享他们在“十三五”期间最为关注的高教议题。

关注 创新的探索如何体现

●受访者：全国人大代表、南开大学校长 龚克

“十三五”规划从制订开始就突出了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与以前相比，是突出了创新，更加强调绿色。作为科教领域的代表，我特别关注创新的理念在规划里如何体现。从我们现在审议的“十三五”规划草案来看，创新确实摆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创新的引领作用。而且科技创新在所有的创新中处于核心地位，相比历届的五年规划，“十三五”科技创新的地位更加突出。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十年前我们讲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时候，原始性创新的分量其实是相对较轻的，大量的还是后面两种形式的创新。过去我们总是谈后发优势，从来没谈过先发优势。“十三五”是我国在这个发展阶段首次谈先发优势，先发优势就是创新优势，从源头上来讲，就是原始性创新。

我建议，在“十三五”规划的科技创新中，应当加大基础研究、加大原始创新的分量。直到2014年，我们全社会的研发投入里，我们的基础研究只占4%，而经合组织（OECD）国家是平均占17%。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要引起全社会关注，在“十二五”规划中的各项指标中，有一个最显眼的没有完成的指标，就是研发投入的强度没有达到预期。预计的研发强度是GDP的2.2%，具体完成下来是2.1%，看起来只差一个千分点，但是在我们强调创新驱动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我们依然没有完成研发投入强度的预期，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信号。

在“十三五”期间，社会研发投入能不能完成我们规划的GDP的2.5%，这部分的增长影响着我们创新的能力，也反映了全社会真正对创新的重视程度。因为这个不单是政府拨款，更是全社会的研发投入。

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我们的投入强度必须有相当的保证。此外，在研发投入的结构中，基础研究应该占较大的份额。我研究OECD的报告中，2000年以来，在基础研究、试验与开发这三类科技投入里面，基础研究投入是增长最快的。

说到原始创新的发展，高等教育承担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任务。我们不仅是科技创新的生力军，而且基础研究、原创创新也正是高校特别重要的优势。在我们呼吁全社会加大投入的同时，高校也要知道自己的责任，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高校如何把基础研究做好？现在国家的战略需求与世界科技前沿越来越接近、重合了。所以我们要更加坚定聚焦在国家发展急需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往往就是全世界的前沿问题，比如说可持续发展问题，这也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问题。

近年来，我们南开大学面向国家需求，推动跨学科整合，成立了材料学院，把化学、物理研究与材料结合起来；成立统计学研究院，让统计学与经济学、社会学，与环境、医疗方面的问题、信息技术更好衔接，建立跨学科平台；我们还成立了生态文明研究院，把环境科学、环境工程、环境经济、环境法、环境史等结合起来……高校要坚定聚焦在国家发展急需的问题，要发挥大学的综合的、多学科的优势，应该主动布局，这也是我们高校应该担负的责任。

（本报记者钟华采访整理）

关注反思高校发展模式

●受访者：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 王树国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由“量”向“质”转变的新时期。习总书记所阐释的五大发展理念也勾勒出了未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其中，高等教育承担着很重要的责任，但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

首先，在新世纪，高新技术的发展如此迅速，已经在不断挑战原有的传统国家治理模式和经济运行模式。以互联网为例，它的出现已经将之前很多事物固有的发展模式完全改变。

马云所创建的电商模式就是最好的证明。在电商出现之前，一个超市考虑的只是如何物美价廉，如何服务周到。然而新技术来临后，我们忽然发现，顾客已经可以从网络上买来全世界的商品，之前超市模式无论如何改进，都已经满足不了顾客多元的个性化需求。换言之，供给和需求已经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高等教育其实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往往是关起门来办学，就像一座“象牙塔”。我们在思考怎样让最好的教师上讲台，如何使用最好的教材、最好的管理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但忽然间，慕课来了。大学的“围墙”不见了，学生可以在全球范围内选课了，这样的变化使我们的高等教育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方式已不能满足新的要求了。这迫使我们必须站在新的角度看待教育，要求我们要真正具备国际视野，要站得高、看得远，否则我们将永远跟随别人。

我们能做到吗？

其次，在原本的社会定位中，高等教育理应承担着引领社会，给社会提供先进思想和发展理念的重任。但现在似乎正好相反，我们发现社会反而走在了大学前面。当前社会上源源不断出现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大多不是来自于高校的自主创新；社会的改革思想和创新做法，远远超前于教科书上的内容，甚至学生在大学期间的所学也早已落后于这个时代。

为什么大学的社会地位逐渐弱化？这是因为高等教育脱离了社会需求，我们总是在自娱自乐，孤芳自赏。大学与社会之间的距离正在越来越远，再这样下去，大学可能要被社会边缘化。

在“十三五”期间，我们真的应该深入反思一下，为什么在社会进步当中，原本应该是最活跃的高等教育，反而滞后于社会的发展？我们又该怎样改变固有的发展模式，以迎合新时代的挑战和需求。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关注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

●受访者：全国政协委员、苏州大学校长 熊思东

基础教育强调公平，在“十三五”期间，高等教育应该更强调效率。这里所说的“效率”与经济领域的“效率”不同，提高高等教育的效率就是提高高校的办学质量，提升高校的内涵。

“十二五”期间，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基础，作为大国，中国要向世界交出一份答卷，这个答卷尤其体现在人才培养质量上。在这个情况下，国家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建设，通过内涵建设提高办学质量。

如今高校的内涵建设，存在若干问题：第一，高校培养的人才质量是否能满足社会、经济的需求；第二，高校培养的人才能否引领社会发展；第三，高校的人才培养是否在若干年都具有强大的活力和引领作用。第一个问题解决的是当下人力资源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强调人才培养的引领作用；第三个问题体现了教育的前瞻性。它们都是内涵建设不可或缺的三方面。

对此，高校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

首先，高校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要明确。在更高的范畴思考高等教育的办学思想、办学方针。归结起来，高校应该从两方面入手—— 一是提供社会的建设者、改革者；二是提供社会的引领者。

第二，高校的专业设置须改革。当前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就业难的困境，我们不能单纯地看就业难，而是要从高等教育上看专业设置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能引领社会的发展，是否在若干年后仍然具有引领作用。

第三，高校的课程结构、课程体系要调整。教学活动不仅仅包括课程，还有社会实践，这些都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高校在“十三五”期间进一步关注。

从这三个角度入手，我对“十三五”高等教育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十三五”不再是简单的规模扩张，不再为了调结构而调结构，而是为了上一个台阶——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而努力。

一流大学、一流学科最终得益的都是一流人才培养。我国提出了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要成为引领世界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强国科教先行，教育起基础性作用。“十三五”期间，高校瞄准双一流建设，应在办学思想、办学方针、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活动上，通过内涵建设达到提高教育质量的目的。（本报记者温才妃采访整理）

关注教师素质提升是关键

●受访者：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中医药大学校长 唐农

在我看来，“十三五”期间及其未来相当一段时期，我们国家高等教育面临的最重要最根本的任务就是真正做到立德树人。而立德树人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二是提升专业教育质量。要做到这两点，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教师队伍的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是否能够达到标准。

我曾经说过，有人说学生读书肤浅，其实他们未必不渴望思之深刻；说学生追求现代，其实他们未必不渴望接合传统；说学生看重物质，其实他们未必不渴望提升精神；说学生当下茫然，其实他们未必不渴望充满自信；说学生缺失信仰，其实他们未必不渴望心有归依。这是年轻学子们本能的理性追求所决定的。当然，目前很多学生确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读书肤浅碎片、过多追求现代和物质、迷茫和信仰缺失的现象，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除了社会风气的影响外，问题还在于我们大人身上，在于我们教师身上，孩子们的种种问题，一定程度上正是教师身上问题的折射。这个问题我们要正视。

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听说如今的高等教育界有什么大师级的人物吗？很少。但在过去，这样的大师却有很多，这确实是事实。

自古以来，教师的职责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在当代，教师们更是承担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一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这就需要教师队伍自身具有高贵的人文素养和过硬的专业能力。但现在又有多少老师能够同时做到这两点呢？换言之，在“道”与“术”上，有多少教师能真正做到“道术合一”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这绝不应是一句空头口号，而是需要我们找到当前教育的问题关键，并真正加以解决。在我看来，这一问题关键就在于教师队伍自身。只有提升了教师队伍自身的综合素质，高等教育的质量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搞上去。要知道，在教育领域的供给侧的改革中，教师队伍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的加强与提升，正是其中最为关键的要素。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关注深入进行综合改革

●受访者：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校长 丁烈云

“十三五”期间，最关注的高教问题是综合改革。高校要抓住国家在“十三五”期间发展的宏伟规划以及“双一流”建设的历史机遇，深入进行综合改革，全面谋划学校的发展，具体到华中科技大学而言，这主要包括创新性人才培养机制改革，进一步让学在华中大的品牌更响亮，让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华中科技大学的新名片以及科学研究体制的改革。

简单说来，人才培养方面要突出人才的“创新性”，这需要在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都做到“优”，从人才培养的定位、培养方案、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课堂教学质量，到最后学校的管理服务方面，都要尽力整合校内外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把最好的教学资源用在学生身上。人才培养方面，在第一课堂的知识传授之外，更加注重课堂之外对学生能力的培养。

创新创业方面，作为试点单位，华中科大已经进行了一些突破和机制创新，例如成果转化项目审批权已经下放到高校手中，成果分成方面也更加注重对教师个人的激励，同时更加注重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让它们结合得更加紧密。

而在科学研究方面，现在国家新一轮的科研体制改革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需求为导向出现的重大专项计划，事实上打通了以往的“973”计划、“863”计划、支撑计划等多种项目。在某种程度上，这使得项目的需求导向更为清晰。此外，我国举国体制的优势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例如在创新基地的建设上，有一系列的改革举措，对此，高校可以借鉴甚至是可以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来发展科研。

具体说来，首先，高校应鼓励自由探索，这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形式，而且不可削弱。华中科技大学一向鼓励教师自由探索。去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项目数，华中科大位列全国高校第三。这是自由探索的典型体现。此外，华中科大还组织成立了瞄准国际学术前沿的青年学术团队，在通过国际评估后，对此类团队只进行状态评估，摒弃急功近利的传统考核。毕竟，科研不应该急功近利，目标越长远，越要给科研工作者以自由探索的空间。再次，学校应有效地优化资源，在校内组织跨学科团队，面向国家的重大需求，进行有组织的协同创新。最后，如今许多发明发现的成果，都是跨学科合作的结果，由此，高校应当注重交叉学科的研究和应用，既发扬优势，又有所突破和创新。这些都是我们在“十三五”期间应当关注和发展的重要内容。

（本报记者韩琨采访整理）

关注对高校支持力度还须加大

●受访者：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大学副校长 高岭

在未来，国内高校的大量科学研究需要结合社会发展，大部分高校的科学研究也要与社会发展之间建立起密切联系。

之所以强调“大部分高校”，是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引领者，高校当然不能放弃原创的基础性研究，但这应该是部分高水平大学和不同大学的部分学科需要重点关注的。而对于大部分高校及学科而言，科研还应以应用为主。换句话说，从科研立项、成果产出及转化应用，高校科研项目就一定要以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为目的。

必须承认的是，我们高校此前在这方面的意识是相对比较单薄的。而面对“十三五”规划，大部分高校需要建立一套真正以需求为导向、以国家和地区战略为导向的科研体系。唯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高校科研与社会和经济发展“两张皮”的问题。

当然，学校要发展，也需要得到相应的支持。而实事求是地讲，这些年来，很多地方学校得到国家支持的力度并不是十分充足的。

在特别强调创新引领发展的当下，高校必须成为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重要推动力，国家还需要给予更多的帮助与支持，从而让更优秀的人才进得来，留得住，工作得踏实，同时也能够培养更多的适应社会、服务社会的创新型人才。

需要注意的是，国家对于高校的投入和帮扶可以包括很多内容，而不同学校对此的需求也不尽相同，比如基础设施、教师队伍建设等，我们需要区别对待。

作为一所西部大学的教育工作者，我还需要强调，尽管近些年来国家加大了对于中西部高校的投入力度，但相对而言，中西部高校得到的投入依然有限，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中西部高校更好地服务支持国家西部大开发及“一带一路”建设等国家战略的支撑能力，影响着创新人才培养及社会服务能力的进一步提高。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关注自主权下放亟须落实

●受访者：全国政协委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副校长 顾也力

“十三五”期间，我最关注的还是高等教育最核心的问题——教育主管部门如何下放自主权。

在2015年，应该说国务院在自主权下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放了数百项审批权，有些权力的含金量还很高。然而反观教育部，在下放自主权的问题上依然裹足不前，有些不该管的内容还在插手，如果按这样的思路和做法，高等教育在“十三五”期间很难有大的发展。

为什么说教育主管部门在这个方面依然欠缺力度呢？我们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2015年年底，教育部曾下发通知，要求部分普通高校向应用型转变，这又是一个典型的行政力量干涉高校正常发展的事例。

一所大学要走什么样的道路，竟然需要教育主管部门进行“谋划”，这是否合乎道理？更何况，一所应用型高校难道不能进行学术研究吗？反之，一所学术型学校难道不能培养应用型人才吗？

事实上，一所高校的办学思路应该是根据市场的具体需求，制定适合于自己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甚至要根据高校所在地的人才需求，凝练自身特色，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从而适应经济的发展。

从教育主管部门的角度来说，可以要求高校着力培养应用型创新型人才，但各个学校必须根据自己特点，制定自己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

换言之，教育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其实应该是制定教育方针，并提供指导和服务。至于具体怎么办，则需要将自主权交给学校。允许学校自主招生、自主设置专业，从而缩短高校与社会的距离，培养真正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人才。在这个大的问题上，教育部如果不改变这种传统的思维观念和管理模式，高等教育很难有发展。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