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报问两会

二问：如何让原创科研成风向标？

■本报记者 倪思洁

2015年，“屠呦呦”成了科技界一张最闪耀的名片。期盼多年的自然科学领域的首个诺奖花落中国，让科技界为之沸腾。

然而，屠呦呦获诺奖并未让困扰科技界多年的“钱学森之问”得到完美解答。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再度聚焦诺奖与原始创新话题，探讨如何让原始创新成为科技发展的风向标。

评价体系须对症下药

“为什么像屠呦呦这样的科学家，反而是在科学比较困难的时候产出了成果？”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化学院教授黄元河有此一问。

从事高校教学的他对当下科研评价体系对原创科研的不利影响深有感触。例如，“科研评价中，对合作成果往往只看重第一作者，不利于科学家联手完成创新研究。”黄元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反观屠呦呦，她背后实际上有一个庞大的科研团队，如果没有合作，很难完成科研任务。”

同时，重短期轻长期、重数量轻质量的评价体系让不少科研工作者面临“生死”抉择。“很多高校以三年或五年为聘任期，规定聘任期内必须完成某些科研项目，否则可能连位置都难以保住。有些项目要取得原始创新需要经历较长的时期，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个更长时间的评价期限？”黄元河反问。

去年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大年”，国内出台了各类与科研评价相关的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多少会对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有些作用，但决不能为了改革而改革，为了创新而创新。”黄元河说。现行科研评价体系在调动科研人员创新活力方面有存在的必要性，不可因噎废食。因此，对症下药也是改革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电子所副所长周玉梅看来，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一个研究所或一个部委不可能独立完成改革，因为科研是与社会相关联的活动，在经费申请、奖项评判等方面不可能不与外界接轨。”近几年，周玉梅一直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呼吁降低竞争性经费比例，适当提高常规经费比例，让科研人员安下心来作研究。

让文化法制多管齐下

“屠呦呦”现象同样也引发了周玉梅的思考。过去，不少科研人员选择到国外做科研，“出国之后他们能作出好的研究成果，原因之一就是国外具备良好的实验环境和条件。”周玉梅说，“很快国家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投入了大量经费用于完善科研环境，支持实验团队的建设。”

当前，我国科研经费支出已然可观。2015年中央预算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在2500亿元左右，其中基础研究经费在480亿元左右，占18.5%。然而，我国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不小差距，很多研究仍处于跟踪模仿和低水平重复的状态。

对此，在周玉梅看来，一个原因是与过去相比，如今的科研人员面临着更多的诱惑。“科研人员不是生活在真空中，而原始创新对科研人员心态的要求很高，如果外界诱惑太多，科研人员心态会有所不平。”周玉梅说。

“去年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呼吁，科研人员要能静得下心，坐得住冷板凳。但如何营造这个氛围，却涉及到各个方面。”周玉梅说。除了文化氛围之外，法制环境也成为阻碍科研机构和企业创新积极性的因素之一。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杰事杰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桂生连续数年就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提交议案。“对于侵权要用重典。”杨桂生说，侵权惩罚标准低，而维权成本高、周期长，长此以往会打击企业原始创新的积极性。

科研立题应找准需求

屠呦呦当时参与的是以军工项目的名义，紧急研制“抗美援越”抗疟新药的“523”项目，针对了当时的重大应用需求。在代表委员看来，当前一些领域研究方向选择偏差或科研立题无法落地等问题，成为产出原始创新成果的一大阻力。

“我们经常是别人做什么就跟着做什么。”周玉梅说。近几年随着我国GDP增长，有人认为我国在各个领域都要能够与其他大国竞争，以求追赶国际先进水平。

在周玉梅看来，原始创新必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而非一味追赶国际。“不得不承认，中国在高端CPU（中央处理器）、DSP（数字信号处理）、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芯片等方面确实与国际有差距。但我们的方向不是追赶，而是针对国内市场的需求，研发自主的集成电路，解决国家的安全问题。”

关于科研与产业结合的问题，杨桂生也深有体会：“在国外，企业是创新的真正主体，企业会为中长期发展需要设立很大的课题。”

反观国内，“我们的科研题目大多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计划制定者从文献上发现研究热点，并跟踪热点立题；另一种是国外留学人员回国后，根据国外的研究方向开展研究，但并不清楚研究的真正目的。”杨桂生认为，这样的立题方式，导致我国科研难以产出重大的原创性科研成果。

尽管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些政策，呼吁将企业作为创新主体，也进行了选题立项等方面的改革，但是“政策落不了地，而且换汤不换药”。杨桂生说：“即便是对于我们这样依存于原始创新的企业，也几乎没有感受到政策发布前后有什么不同。”在他看来，原创科研能否成为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关键在于研究课题能不能设对，科研项目能不能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