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册渊 来源:解放日报 发布时间:2016/11/18 12: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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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3”计划:一个伟大科技工程的台前幕后

 

 
▲邓小平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   
 
30年前的今天,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这就是开启新中国科技腾飞历程的“863”计划。
 
“863”计划是怎样出台的?其中饱含着科技工作者与国家领导人怎样的奉献与求索、使命与担当?它给社会发展、人民生活又带来了哪些改变?
 
■本报见习记者 雷册渊 整理
 
1986年3月5日,82岁高龄的邓小平久久凝视着案头一份题为“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的建议书。
 
建议书由“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执笔,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联合签名。
 
建议书所附亲笔信如是说:
 
“我们四位科学院学部委员关注到美国‘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对世界各国引起的反应和采取的对策,认为我国也应采取适当的对策。”
 
邓小平,这位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一高屋建瓴论断的老人,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及信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
 
在全世界掀起狂澜
 
信中提到的“星球大战计划”出台于1983年。当时在白宫总统椅上刚刚坐满三年的里根,为改善美国在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的守势,强力推动了该项计划的出台,其实质是以军备发展带动高新技术和国民经济的全面振兴,进而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抢占战略制高点。
 
美国这个极富野心的大动作一出笼,立即在全世界掀起了狂澜。当时的苏联和东欧集团迅速制定了“科技进步综合纲领”与之针锋相对;日本也暗中拨响小算盘,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基本政策”;西欧17国联合签订了“尤里卡计划”,提出建立“技术欧洲”的口号。还有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规划。如印度发表了“新技术政策声明”,韩国推出了“国家长远发展构想”,南斯拉夫也提出了“联邦科技发展战略”……
 
各个国家诸多“计划”的背后,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技术的全面升级,一个新的全球科技蓝图在召唤。
 
而此时的中国科技界,却依旧令人不安地悄无声息。奋起是必然,但构想在哪里?
 
1986年年初,国防科工委召开国防科技计划会议,就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一轮新的科技挑战展开了讨论。
 
这类会议,王大珩此前参加过许多次。在中国应该采取什么对策这个问题上,专家学者们始终存在很大的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我们也应该搞高科技。理由是,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发展的方向,谁就有可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另一种意见则截然不同:中国的国力,目前还不具备全面发展高科技的经济实力。回想当初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阿波罗登月计划”,耗时11年,耗费约250亿美元(一说近500亿),约合人民币615亿元,比当时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还多,这样看来,发展高科技对于我们这样经济还比较落后的国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挑战。不如先搞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以后,中国也发展了,有了经济实力,就可以利用美国的科技成果了。
 
四位科学家“走后门”
 
上书邓小平
 
因为意见无法统一,每一次都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方案,所以每参加一次会议,王大珩心中都会平添几分焦灼。
 
与王大珩一样焦灼于共和国科技前途的,还有同为“两弹一星”元勋的陈芳允。在一次会议结束后的寒冷夜晚,陈芳允来到中关村中科院的宿舍楼,敲响了王大珩家的门。
 
两人经过长谈之后,达成了让人振奋的共识:中国不能再沉寂下去了!目前面临的是一个关乎国家兴废的历史挑战,何去何从,将决定中国在新的世纪能否站稳脚跟,而不被淘汰出局。
 
如何促成高层决策,启动中国的高科技进程?王大珩激动地说:“干脆直接给邓小平同志写封信吧!”
 
1986年2月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王大珩拿起了笔。经过反复地修改,一个多月后,一份《关于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终于完成。建议书主要提出了这样几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高科技发展事关国际上的国力竞争,中国不能置身事外。真正的高技术是花钱买不来的。要有紧迫感,抓晚了就等于自甘落后,难以再起。
 
鉴于我国的经济情况,必须“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强调储备与带动性。积极跟踪国际先进水平,要能在所涉及领域的“国际俱乐部”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现有高技术骨干的作用,通过实践,培养人才,为下一个世纪的发展做好准备。
 
在对建议书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推敲后,4位科学家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
 
为了让建议书尽快进入领导人视线,王大珩等人没有通过正式渠道,按部就班地一级一级往上呈报,而是走了生平难得的一个“后门”:请邓小平的女婿,当时在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工作的张宏,将信直接呈交给了邓小平同志。
 
因为建议书的原文未曾公开,后来有人问王大珩,里面还写了些什么。王大珩半开玩笑地说:“我们写了这样的话:少买点外国高级轿车,中国搞高科技的钱就有了……”
 
中央批专款100亿
 
是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1/20
 
许多年后,谁都无法准确描述邓小平看到这份建议书后的心情,但可以合理推测的是,这位有着大智慧、大远见、大气魄的世纪伟人当时一定思虑良多。大约是在3月5日的深夜,他拿起笔,做了如下批示:
 
“这个建议十分重要,请找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在邓小平的指示下,3月8日,国务院便召集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对建议信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会议最后决定,由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工委牵头组织讨论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的具体事宜。
 
邓小平的重视与果断决策让科技界欢欣鼓舞。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一个科学的春天马上就要在中国降临了。但国内外同样出于一腔爱国热忱,持保守意见者也不少。一位在海外进修的学者还专门写信回来,深表忧虑与关切:“中国现在要搞高科技,我担心会遭到骑虎难下的结局……”
 
担忧不是没有来由的。毕竟高科技就是高投资,而高投资却不能保证高回报。
 
经费问题,无疑是最棘手的问题。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国务委员张劲夫在约谈王大珩等4位科学家后,终于问到了这个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
 
4位科学家谁都没先作回答。
 
沉默了许久后,王淦昌才艰难地说了一句:“能省就省吧。我看,一年能给2个亿就行。”
 
尽管他们都心知肚明,用2个亿去发展高科技,实在杯水车薪,但一想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再多也难于启齿了。
 
此时的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后来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约2000亿元。
 
为了把经费风险减少到最低限度,从1986年3月到8月,国务院先后召开7次会议,组织124位专家分成12个小组,进行了反复的探讨与论证。最后,通过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下文简称《纲要》)。《纲要》以最快的速度送到邓小平手里。邓小平提笔,在纸端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建议,可以这样定下来,立即组织实施。
 
198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扩大会议,批准了《纲要》,这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通过的科技计划。
 
1986年11月18日,一个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正式公之于世。中国宏伟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就这样坚定地开始实施了。因为4位科学家上书的时间和邓小平指示的时间都是1986年3月,所以该计划简称“863”计划。
 
该计划选择了生物、航天、信息、激光、自动化、能源、材料等7个技术领域的15个主题项目来开始高科技的攀登,1996年又增加了海洋技术领域。对此,首任国家“863”计划联合办公室主任马俊如解释说:“领域的选择是从战略角度出发的,要突出前瞻性、先进性和带动性,必须为21世纪着想。”在计划执行时,邓小平又提出了“军民结合,以民为主”的指导思想。
 
为“863”和“火炬”计划
 
邓小平同志破了个例
 
1988年8月,与“863”计划相衔接的“火炬”计划,即《高技术产业发展计划》开始实施,其目的是促进高新技术研究成果的商品化,推动我国高新技术产业的形成和发展。
 
1991年初,有关方面曾向邓小平的女儿邓楠提出,希望邓小平为“863”计划、“火炬”计划题词,以鼓励高技术研究与产业化。但经请示以后,邓小平说自己“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不作题词”。
 
1991年3、4月份,为了宣传国家高新区的发展,有关部门与中央电视台共同制作了五集电视文献片《“火炬”计划巡礼》,每天晚间在央视《新闻联播》中播放一集,大约5分钟,连续播放5天。邓小平看了《新闻联播》中的这个节目,很感兴趣,就要邓楠对“火炬”计划进行介绍。听后,邓小平说这个计划很好,我愿意为这个计划题词。
 
闻讯,大家感到非常振奋,非常高兴,认为邓小平不可能为“863”计划和“火炬”计划分别题词,于是决定把这两个计划合在一起,提了一些建议,送交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后,写下了“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10个大字。题词时,邓楠还在现场拍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这个题词是在1991年4月下旬题写的,当时“863”计划5周年纪念会议在皇苑饭店召开,国家高新区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参加这两个会议的代表们,看到了邓小平的题词,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863”计划将退出历史舞台,
 
但科学家们仍会一路向前
 
在今年里约奥运会上,从“奥运地铁”到“人脸识别摄像头”;从生物塑料餐具到数字对讲系统,其中诸多基于“863”计划成果转化的“中国智造”随处可见。
 
有人说,“863”计划无疑是共和国最伟大的科学工程之一。这不仅因为其规模恢弘,更重要的是,它冲破了中国科研课题“实验室循环”的怪圈,迅速实现了产业化。
 
当年邓小平的题词:“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数年间,已成为“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
 
成果的大量转化,让“高科技”这个概念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了每一个寻常百姓家庭的生活。如今,我们开着搭载智能技术的汽车,借着导航去到每一个想去的地方;我们足不出户,通过电脑电视对天下大事了然于心;我们随时用手机查看一周甚至半个月的天气预报,安排工作和生活;我们利用互联网购买车票预订酒店,出行信息一手掌握;我们在电影院悠然自得地观看3D影片,感受视觉冲击带来的愉悦……虽然已经习以为常,但我们的生活已确实都被这些曾经的先进技术改变了。随着产业化的加快,一方面是升级换代的浪潮,另一方面又是价格不断降低的风暴。高科技从未像近几十年这样恩泽过中国人,高科技的概念也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心。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63”计划承载了中国几代科学家的激情与梦想,也让曾经辉煌的古老中国在21世纪终于再次在世界科技领域获得了瞩目与荣光。
 
同时,“863”计划在管理模式上,将专家年龄限制在60岁以下,许多年轻科技人才被推到科技前沿锻炼,由此培养出来的一大批科技人才,成为支撑中国科技继续前行的中坚力量。
 
2015年年初,科技部发布《关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2016年2月16日,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批重点研发专项指南发布,这标志着整合了多项科技计划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正式启动实施,这也意味着“863”计划将退出历史舞台。但计划虽退出,精神永流传,年轻一代的科学家们仍然会一路向前。
 
(综合自《文史博览》、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新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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