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蓬勃和科研投入的增长，吸引着德国促进与中国的科研合作。近年来，两国在合作方面的努力也让科技合作成为两国外交中的一大亮点。

中德科技合作有何特质？如何理性借鉴德国在连接科研与产业方面的经验？中德科技合作中面临着哪些机遇和挑战？针对此类问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德国大使馆科技处公使衔参赞尹军先生。

科技合作：“最大特点是‘实’”

《中国科学报》：中德科技合作已经成为我国开展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德两国政府发表《中德合作行动纲要：共塑创新》，2015年共同举办“中德创新合作年”。中德科技合作发展较好的内在原因是什么？

尹军：合作是双方的，决定合作程度的因素一是意愿，二是资源。首先，中德合作是“两头热”，双方都很重视。其次，中德科技合作是“真合作”，政府为合作交流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这是合作能切实开展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德国科研方面的组织性比较强、机构分工明确，为合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中国科学报》：中德科技合作的领域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尹军：中德科技合作总得来说比较全面，重点集中在环境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空间科学等方面。

中国科技部与德国联邦教育与研究部在半导体照明技术、电动汽车和气候保护、“清洁水”创新中心、未来城市建设等方面联合发表了多个合作意向声明，与德国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还签署了《关于在创新驱动技术和相关基础设施领域深化拓展合作的联合声明》。

2014年10月发布的《中德合作行动纲要》指出，双方将在水和污水处理技术、环保科技、可再生能源、光电子和光学技术、极地与海洋研究、生命科学等重点领域开展合作。

随着时间变化，两国科技合作的侧重点也有变化。从现在看，信息技术同样重要，德国提出了“工业4.0”，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双方对信息科学方面的合作兴趣都很大。

《中国科学报》：中德科技合作有哪些特质？

尹军：中德科技合作的最大特点是“实”。“实”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合作涉及的领域宽、机构多、时间长，例如中国科学院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我国基金委和德国科学基金会（DFG）等都建有长期的合作伙伴关系。其次，科技合作面向实际市场，除基础研究领域，中德双方在应用研究、示范方面都有具体合作。第三，合作投入多，在官方投入方面，过去德国投入较多，现在我国的投入也越来越多，基本上实现了投入的对等。

产业发展：理性借鉴经验

《中国科学报》：目前，我国正在大力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德国在联合科研与产业界方面的经验，是否有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军：成果转化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德国在成果转化方面做得比较好，但也存在问题。

德国较早意识到了成果转化的问题，并试图解决问题。他们成立的弗朗霍夫研究所，就是一个把科研与应用“两张皮”结合起来的机构，在课题设置时就有工业界的参与并结合工业的需求，这对国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实践具有参考价值。

在国内推动科技成果转化时需要注意到，成果转化是社会系统性的问题，转化能否成功是由市场决定的。

《中国科学报》：就您了解，德国“工业4.0”计划实施情况如何？与我国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是否有所交叉？

尹军：在国内，德国“工业4.0”的概念被神话了。“工业4.0”的牌子打得响，但究竟“工业4.0”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得很少。

在调研考察的过程中，我发现，德国“工业4.0”是一个在完善的过程，没有非常严格的定义，大致是要通过提升数字化、标准化、网络化的水平，提高制造质量、降低成本，使商品具有竞争力。从某种意义上看，德国是想追赶美国，因为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在信息化的过程中是相对落后的。因此，“工业4.0”对于德国来说非常有意义的，给德国产业界指明了一个方向。

中国对与德国“工业4.0”开展合作方面很感兴趣，因为这也有助于我们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提高生产率。“中国制造2025”在目标上与德国“工业4.0”大同小异，因为这是全世界产业的发展方向。

相较而言，我国政府更加负责，这将有助于推动“中国制造2025”的实施。德国“工业4.0”中，政府只是指导，公司自己投入，如果没有利益或效益，公司就不会投入，也就谈不上4.0的实现。我们考虑的问题则更多，不仅仅要考虑生产成本，更要考虑社会成本。

管理差异：“聆听不同的声音”

《中国科学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科技管理体系，这方面的差异是否为中德科技合作带来过阻力？

尹军：差异肯定存在，体制仅仅是差异的一个方面。差异的存在是永恒的，但差异并不一定是合作的阻力，关键还是要切实开展合作。合作中出现问题也是正常的，出现问题就解决问题。开展国际的交流合作，聆听不同的声音才有意义。

《中国科学报》：德国教研部为促进中德合作，实施了“中国战略2015—2020”的计划，该计划提出，德国将通过一系列措施增进对中国的理解，同时也提及我国“极其复杂的职责分工、政府决策层面的低透明度、有时难以获取的信息或提供的信息不够充分等”可能会为合作带来风险。在您看来，要促进中德科技层面的理解与合作，我们该怎么做？

尹军：“中国战略2015—2020”计划最有意义的一点是这项计划的提出，这说明德国重视与中国的合作。这一计划对于增进理解具有积极意义，但关键还要看实施情况。

目前，我认为中德双方彼此的了解还不够。双方对对方社会的初步印象和理解还有偏差，需要双方更多的交流，特别是年轻人的交流。目前，中德双方正在讨论想组织一个双方的青年学者“双创”交流，促进创新创业的交流。

“中国战略2015—2020”计划的制定者，从他们过去与中国交流感受出发，反映了合作交流的挑战和风险。中国也在不断改进。但实际上，类似的问题不仅仅在中国存在，我们关键要做的是在遇到问题时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