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温新红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6/1/15 10: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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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讲述往事总会给人留下什么

 

■本报记者 温新红

《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吴文俊口述,邓若鸿、吴天骄访问整理,湖南教育出版社2015年9月出版

1919年,吴文俊出生在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家庭。2009年,吴文俊过了90岁生日。2010年,吴文俊在接受作口述自传时说:“我现在可以算个老人了,走过了人生的90多年,好长好长的一条河流呀。有些事记得很清楚,历历在目,可有些事记不大清了。讲述这些往事,有点像一个顽童,顺着河水捡拾石子,左一个右一个,色彩斑斓的,形状怪异的,或者平凡得没有一点耀眼之处的,形形色色,林林总总,只要是记忆这河浮现出来的,只是记得的就捡拾起来。想来总会给人们留下些什么。”

作为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是我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之一,同时享有很高的国际威望,他的生平和学术贡献通过资料、媒体报道以及评传等很容易找到,但如果由吴文俊讲述自己的经历,会是什么样的呢?

近日由邓若鸿、吴天骄访问整理的《走自己的路——吴文俊口述自传》一书出版。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扬宗认为,“这本书是大数学家的口述自传,在中国现代科学家中还不多见。本书是吴先生在耄耋之年有意为后世留下的一份中国现代数学发展的亲历证言,毫无疑问将是中国现代数学史的一份宝贵资料。”

曲折的三轮采访

采访吴文俊可以说是很顺利,也可以说有些“曲折”。

“吴先生口才好,无论大小报告都做得很漂亮。”邓若鸿开始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记录整理。吴文俊能聊,接受采访更是常有的事,谈起自己的过往经历很熟练。他们花了半年时间,从他的家世和幼年、中学时代和大学,拓扑和数学机械化,一直讲到1990年,这时吴文俊认为差不多,“行了,这事我们就到这儿了”。

但问题也在于此,“该讲的好像都讲了,但总觉得还缺些什么。”邓若鸿说这一轮的采访,基本内容大致都有了,但作为一位数学大家,只有这些心里不踏实。

随后,邓若鸿开始对之前的采访作整理,搜集资料,并在这段时间“读了几乎所有关于吴先生的材料,读了吴先生的所有我能读懂的文章。还有就是所有中科院的相关档案”。

同时,邓若鸿又做了6个辅助访谈。它们或者加深了人们对这一领域的理解,或者补充了吴文俊所谈的内容。

吴文俊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李邦河谈拓扑,吴文俊的学生高小山谈数学机械化,著名数学史专家李文林谈中国古代数学。

周咸清是世界科学界认识吴文俊数学机械化成果的桥梁,上世纪80年代,他将吴文俊的有关研究介绍到国外,再反馈回国内。

刘卓军则协助吴文俊成立数学机械化研究中心,原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常务副主任许忠勤谈到“天元基金”及吴文俊为数学界作的贡献。

做了半年多的“功课”,邓若鸿开始了第三阶段的采访。

这轮是有目的地和吴文俊聊,就一件事情或者很具体的问题,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等,“这时吴先生就会想起很多。”邓若鸿感觉这轮的采访效果比较好。

作为湖南教育出版社“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的编委,王扬宗告诉记者,对吴文俊面向晚辈娓娓而谈、坦率真诚、不卑不亢的风格印象深刻。

他只是一个普通人

吴文俊是一位传奇式人物,国际数学界不乏早年成名的优秀人物,但很少有人会再度辉煌,更少有人能在晚年开创一个新领域,并再度站到世界领先地位。拓扑学、数学机械化、中国古代数学三个领域是吴文俊最重要的学术贡献。

2010年夏天,朋友推荐邓若鸿作吴文俊的口述自传时,邓若鸿的想法是,一位数学家的口述,读者怎么读呀?

邓若鸿找到吴文俊的儿子吴天骄,说要做这件事,吴天骄同意了,接着又说:“其实我父亲就是一个普通人。”

“这话有分量。”邓若鸿说,“如果只是讲一个天才的故事,就只是一个故事,而缺乏普适意义。”于是,邓若鸿和吴天骄一致认为,这部口述自传的基调是写好一个普通人成就一番辉煌事业的不普通故事。

因此书中记录了吴文俊早年的国际交流以及“动荡的年代”不懈的追求,以及教学工作和研究;还记录了吴文俊开创的新领域,首次访美及在美国的学术交流等。另外,还记录吴文俊的一些其他经历,如当选为数学会理事长,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做全国政协常委,创立数学“天元基金”,努力为数学科学争取更多的经费等。

为了有好的可读性,邓若鸿增加了“注述”,这部分包括吴文俊没有讲到的背景材料及纯学术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越过这些注述,也不会影响其他部分的阅读。

“小憩闲话”用的是对话形式,是最后加进去的,书写完后,邓若鸿发现还有许多内容无法放入正文,“但这部分又挺好玩的,从侧面可以立体地看到一个人,所以最后还是保留了,而且是以原始的状态出现”。

有一次聊到回国,吴文俊就说:回国早了,并说如果晚些时候回国,拿菲尔茨奖绝对没问题。“他和谁也不会说。任何一次采访都没有提到。当时他非常放松才会说的。”邓若鸿解释道,像这样的话就不好放入正文中。

“小憩闲话”里还有一些有趣的内容。吴文俊非常喜欢看电影,这是他年轻时就养成的爱好。2011年一天,趁着儿子出差,已92岁的他,自己坐公交车去附近电影院看电影,最后说“还到星巴克喝了杯咖啡呢,后来被批评了,没再犯过”。

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58年,吴文俊被邀请参加当年世界数学家大会作分组报告,这是当时新中国数学界第一人。但所有资料对他受邀而最终没有成行,只限于“提到”,没有涉及个中缘由。这本书中用一节专门写了这件事始末及其对吴文俊研究工作的影响。

吴文俊很谦虚,一般不直接评价自己的工作。有一次访谈结束前,邓若鸿问到当年“拓扑地震”中他们四个人的关系,这时吴文俊冒了一句:“拓扑地震,四个人,我是主要的。”

王扬宗也认为,从书的内容来看,系统丰富,史料价值非常高。吴文俊在书中不仅细致地讲述了自己的成长、学术经历以及观点,还谈及许多鲜为人知的事件。“这对理解和研究他本人和他的学术工作,都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书中吴文俊还或详或略地谈了与他有关的陈省身、华罗庚、关肇直、陈景润等中国现代数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并均有所评论,是他从亲身经历和感受而得出的看法。

王扬宗认为,“这有助于认识这些重要的数学家,理解中国现代数学的发展。”

《中国科学报》 (2016-01-15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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