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鲁伟 彭科峰 通讯员 时吟雪

3月27日，在湖北监利县和湖南华容县交界的长江何王庙（集成垸）故道，《中国科学报》记者从堤上远眺，巨大的“U型”江面宽阔清澈，宁静悠然。

8头由江西鄱阳湖运来的长江江豚暂养在岸边临时搭建的网箱内，上午11时30分，农业部副部长于康震宣布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正式启动，4头江豚被缓缓放入长江，并迅速游至江心，跃出水面进行呼吸，引来众人一片欢呼。

站在围观的人群中，中国科学院院士曹文宣始终面带微笑，他告诉记者说，这里的水域环境和江西鄱阳湖极为相似，由于没有航运、采砂等人类活动，保护区将成为江豚生存、繁衍的理想家园。

极度濒危的江豚

长江江豚是目前我国内陆水域存活的最古老的水生哺乳动物，是长江流域生物多样性指标物种，也是生态环境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

曹文宣介绍说，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长江江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数量急剧减少。特别是近年来，长江中下游干流沿线和洞庭湖、鄱阳湖，频繁出现江豚死亡事件，为长江的生态危机敲响了警钟。

中科院水生所研究员王丁告诉记者，根据调查，除鄱阳湖的江豚数量保持稳定外，其他区域的江豚数量急剧下降。“可以说，目前长江流域的生态环境已经处在崩溃的边缘。迁徙江豚，我们是希望赶在长江生态系统彻底崩溃之前，抢救出一部分江豚。”对于江豚的未来，王丁并不乐观。

根据农业部、水生所等机构组织的2012年调查结果表明，长江江豚的种群数量约1040头，仅为野生大熊猫的一半，2006年至2012年间的下降速率高达13.7%。2013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生存委员会将长江江豚列为“极度濒危（CR）”级。

“如果不加强保护，长江江豚自然种群极可能在未来5~10年内灭绝。”曹文宣认为，长江流域频繁的船舶航运造成江豚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水域污染和酷渔滥捕造成的饵料资源日益缺乏，是江豚数量锐减最主要的原因。

因此，曹文宣建议，在不放弃自然环境下保护的同时，必须大力推进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扩大自然迁地保护规模，尽可能多地建立“自然迁地保种”种群，以延续长江江豚的自然繁衍。

迁地保护范本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农业部领导下，水生所等单位在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开创性地建立了长江江豚自然迁地保护区，并成功组织实施和完成了从长江干流捕捞江豚迁入保护区的计划。

“目前，天鹅洲故道江豚数量超过40头。”该所王克雄研究员认为，在长江干流及湖区江豚自然种群日渐衰退的情况下，天鹅洲故道江豚种群却日渐壮大，说明石首天鹅洲故道江豚自然迁地保护种群的建立是成功的。

“这为何王庙江豚保护区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示范作用。”王克雄说，建立新的自然迁地保护区，不仅有利于在短时间内较快速地壮大长江江豚种群，更重要的是，能够预防和避免天鹅洲故道保护区江豚近交衰退的风险。

“综合各方面的考察，最终选择何王庙水域。”世界自然基金会（WWF）江豚项目保护专员张新桥告诉记者，何王庙地理条件独特，有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完整的生物链系统，历史上便是白鳍豚、长江江豚和中华鲟的栖息地，非常适合建设长江江豚的迁地保护区。

据张新桥介绍，此次保护行动从鄱阳湖迁移8头江豚，其中4头放养到何王庙（集成垸）江豚保护区，另4头稍后将迁入湖北石首天鹅洲故道水域，改善该故道江豚群体遗传结构。2015年冬季，还将从天鹅洲故道水域迁出4头江豚放到何王庙（集成垸）保护区，以加快建立保护区江豚种群。

尚待解决的难题

在长江江豚迁地保护行动启动仪式结束后，60岁的渔民钟先齐站在岸边久久不愿离去。

“不知道这个活动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面对记者的采访，钟先齐犯起了嘀咕。他告诉记者，自己就住在何王庙故道旁的钟月村，30多年来靠着捕鱼为生。“如果是长期不让捕鱼了，以后的生活怎么办呢？”

据统计，何王庙故道承担40万人、80万亩农田生产生活用水，其中专业渔民208户。2013年，监利县启动何王庙故道水产养殖退出整治工作，共拆除约50万平方米网箱、8000余米“迷魂阵”和3万余根竹篙。

为了建设何王庙长江江豚省级自然保护区，监利县人民政府于今年3月多方筹措资金400多万元，对原来在此水域捕捞的渔民给予生产生活补偿。

根据《监利县何王庙江豚保护区渔民转产转业安置方案》，预计在3~5年内缓解渔民社区的生计压力。

根据规划，何王庙（集成垸）长江故道未来将建成可以容纳约100头长江江豚的自然迁地保护区。如何在保护江豚的同时，做好周边渔民和村民的安置工作，将是考验当地政府的又一课题。

时下，长江流域的经济活动仍然频繁。随着长江经济带建设战略的实施，未来长江的生态环境还将迎来更大的压力。“当然，有关部门提出在实施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同时，也会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我们希望这些能够真正落到实处。”王丁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