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彭科峰 见习记者 郭爽

两会前夕，政泉控股控诉北大方正高管腐败的纠葛以多名高管被带走、北大空降校内官员接任的结果暂告一段落。

今年2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朱善璐到方正集团总部调研并强调，方正不能倒，不会倒，也不允许倒。方正集团能否顺利过关，尚需时间验证。但显而易见的是，在特殊时期创办的富有中国特色的大量校企，当光环日渐褪去，业已成为教育领域反腐重点；之后，其未来的发展更加迷茫。

分化的校企

高校办企业，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

我国高校创办企业萌芽于20世纪50年代，起步于80年代。上世纪80年代，全民经商大潮来袭，“十亿人民九亿商”，肩负教书育人重任的高校也未能免俗。

随着时代的发展，校办企业的作用也由初期学生的实验、实习场所逐步过渡为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重要阵地。

2003年，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实现利润总额过亿元的11家大学，其所属产业当年实现利润2665亿元，占全国高校校办产业利润总额的62.22%。

但十多年后，校企的规模并未有大的增长。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等部门发布的《2012年度中国高等学校校办产业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年末，全国489所高校3478个校办企业的资产总额为3190.26亿元。其中，排名前20位的高校资产总额就高达2500多亿元，而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的校办产业资产分别高达近千亿元和超700亿元。

经过30多年的发展，校办企业整体的状况似乎并不理想。北大、清华“两家独大”，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高校办企业的整体挫败。事实上，除了北大方正、清华紫光等一些出身于名校的企业，其他校办企业大多不为人所知。

全国人大代表、广西大学前副校长陈保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广西的校企发展不是很好，上世纪80年代有过高潮，但2000年以后学校控股的企业已经比较少了，更没有发展特别好的校企涌现出来。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校长朱清时介绍，他在担任中科大校长时，学校曾经成立过一家名为科大创新的企业，“但问题出来得很快，企业被发现有作假行为，后来公司的总经理被判了刑。之后我们总结经验，发现高校不适合办企业。”

重重的弊端

“那些年的校办企业是一个误区。北大方正的例子就是一枚重型炸弹，让大家一下子惊醒。”朱清时坦言。

高校的文化、背景等和企业都不一样，将两者强行结合，即涌现很多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一位不愿具名的教授向记者表示，让高校的人出去办企业，本来就行不通，以北大为例，“北大的人考试都很厉害，成绩可以很优异，但出去经商就是另一回事，需要遵守商业规则”。

该教授也表示，在方正部分高层被带走之前，校方在方正的控股比例并不高，掌控力不强，存在“一些人利用北大的名义经商搞开发，谋取自己利益”的情况。

“就方正而言，北大不可能管得那么细，因为它是商业化运行的。但如果是商业运作的话，里面的问题就太复杂了。”朱清时表示。

在陈保善看来，“大学办企业有利于科技成果转化”的观点，其实是一种误区。因为高校主要应负责先进技术的研发，而成果转化就像接力棒，需要一棒一棒传下去。“现在一步就到了企业，这之间就有很多环节缺失。”

消失或转型

事实上，高校办企业是另一种“中国特色”。我国的校办企业与美国硅谷的教授办企业也大不相同。

“国外大学办企业的例子很少。学校的主业是教育，企业与学校的分工有明显区分。”陈保善指出。

朱清时介绍，他当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高校并不搞校办企业。事实上，国外学校办企业有严格规定，而此前国内普遍参照的美国斯坦福大学创办企业的模式，也并非宣传所述。“斯坦福的很多教授都是出去后办企业，这与学校直接开办企业有明显不同。”

那么，中国特色的校企，未来该何去何从呢？

朱清时认为：“校办企业肯定是违反客观规律的。”也就是说，高校不应该办企业，高校的成果应该放到社会上，按照商业模式运行。

陈保善则认为，在现有情况下，把校企改成私企是一条最佳途径，“学校只需要从源头保障权益，把源头管好就行”。具体到北大方正，他认为学校就应该退出来。

“当然，退一步说，学校如果真的要办企业，必须按照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办，要把科研人员和企业分开，同时保证科研人员的应得报酬。这样才可能把校办企业搞好。”陈保善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