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广立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5/3/4 8:5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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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大考:绿色GDP何时“上位”

 

■本报记者 赵广立

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始了。这些天来,在诸多的热点话题中,大气污染、雾霾治理吸引了舆论最多的关注。公众对该问题的广泛讨论,折射出中国经历了30余年的高速发展后,对绿色发展的殷切期待。

绿色GDP的十年大考

“在我国,发展还是硬道理,必要的发展是需要的,关键是要科学发展、协调发展。”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环保厅副厅长潘碧灵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搞环保不是不发展,怎么处理好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切入点。

绿色GDP曾被寄予厚望。

绿色GDP是一个以经济增长和环境因素综合起来的指数。所谓综合,就是在现行GDP核算值的基础上,再减去“资源耗减成本”(主要指土地、森林、矿产和水)和“环境降级成本”(环境保护支出和环境退化成本)。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货币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孙立行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只反映了经济活动的正面效应,而没有反映负面效应的影响,因此是不完整的、有局限性的,并不符合可持续发展战略。

绿色GDP实质上则代表了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

有研究估算,在过去10年里,中国的环境损害和资源枯竭应该算中国综合GDP增长的8~12个百分点。换句话说,经过这种算法,中国的经济增长接近于零。

然而,正是由于绿色GDP核算只做“减法”,它从一开始被提出来时就备受争议。

早在2004年,中国就在政府层面提出用绿色GDP指数取代原有的GDP指数,但并未能取得应用。

“一下子用一个指标(绿色GDP)来反映(环境与发展)问题,有很大难度。”潘碧灵告诉记者,绿色GDP提出十年来未能落实应用,在客观核算和主观观念因素上都存在阻力。

资源、环境的资产定价核算难。“十八大指出要把资源的资产价值真正按照市场中的配置量化,这其实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潘碧灵说,我国矿产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等很多资产的定价不是按照市场定价的,这样一来,绿色GDP的核算就出入很大。

据了解,目前各方面的专家已研究出了不少测算模型与方法,尽管各有侧重,但也各有缺陷,只能在实践中逐步补充完善。

主观方面,绿色GDP的实施意味着观念的深刻转变。环保部副部长潘岳曾公开指出,一旦实施绿色GDP,必将带来干部考核体系的重大变革。

“各级部门认识程度、推进力度不够,这方面因素也有。”潘碧灵认为,主客观两方面因素,造成绿色GDP的概念尽管已经提出逾十年,但仍难以落实开展。

另一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对绿色GDP的“十年大考”能否交出满意答卷同样不乐观:“绿色发展归根结底是管理的问题。管理问题涉及全方位的体制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恐怕没那么容易。”

转型不力阻碍落实

周忠和认为,绿色GDP在短期内无法有效落实的原因之一在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尚未华丽转身。比如普遍认为GDP增速下降会引发就业问题,现在似乎还要靠GDP(增长)来拉动就业。

“我觉得目前转型还是不够,这背后的重要命题就是产业技术的更迭升级。科技体制改革成效不足,技术力量达不到,转型也不是那么容易。”周忠和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

另外,周忠和认为,不光产业要转型,教育、就业也要转型。“就业问题跟GDP之间的关系也是见仁见智,可以看到第三产业的人才缺口不小。”

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副主任解振华给出了具体的例子:中国的节能环保产业现在的年产值是37000多亿元,能吸纳就业人口3900多万人,“这也是一个产业,谈环境保护并非意味着牺牲发展”。

受访专家均认为,发展毕竟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何把发展过程中的负面作用降到最低,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调整的过程,需要理性回归。

淡化考核仅是开始

不久前,中科院院士、地理学家陆大道在一份写给国务院的内参材料《关于京津冀大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及规划的建议》中提出:“要将环境治理置于特殊位置……积极治理大气污染及水污染,大幅度改善水环境质量,不以GDP的规模为发展目标。”

这近乎是绿色GDP的“翻版”。潘碧灵认为,落实绿色GDP核算体系首先应摒弃“唯GDP论”。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各地对于GDP考核正在逐渐淡化。随着今年2月份各地两会的陆续召开,各地今年的GDP预期目标均已出炉,下调增速成为“新常态”。除西藏的目标与去年持平外,河北等29个省级行政区均明确下调了GDP增长目标;上海则干脆只提出了“经济平稳增长”,首个提出取消GDP考核。

“过去我们是‘三高换一高’,用资金高投入、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来换取经济的高增长率,导致我们现在资源红利、土地红利、人口红利都在逐渐丧失,这样的发展在将来一定是不可持续的。”孙立行介绍说,各省纷纷下调GDP的增长目标,就是要从过去盲目追求GDP的规模和速度,向注重GDP的效益增长方向转变。

潘碧灵则指出,尽管有一定的导向作用,GDP增长目标的下调或取消只能算作一个开始,“后面出台的考核体系是否科学、完善,是否真正考虑了生态环境因素才是关键”。

《中国科学报》 (2015-03-04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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