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职称评审都是压在高校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身上的一座大山。要求多、细则繁杂，每年年末都有不少教师为此忙得焦头烂额。高校教师的职称评审相关制度也一直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为人们所诟病。

2014年底，湖北省首次在省内高校推行职称分类评审，把教师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四种类型。改革措施甚为新鲜，也是对“重科研轻教学”等由来已久的问题作出的回应，近日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人们热议。

这种分类评审的改革有着怎样的积极意义？这种措施又能否真的成为针对我国当前高校职称评审的一剂良方、切实地解决所存在的问题呢？

“不唯论文，更重实绩”

“拿我们化工来说吧，目前的SCI论文导向非常厉害，申请国家与省部项目及发表SCI论文的分值很高。高校目前的情况是：‘不管白猫黑猫，发表SCI论文与申请到国家项目就是好猫’”。

“许多教师，都是想办法写SCI论文，不管是不是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甚至不管是不是自己学科的研究领域，不管有没有实际的理论与应用价值，不管有没有系统性，甚至写的文章是‘东一榔头西一棒’，论文的汇总表上的目录就是‘科学大全’。”

这是去年年底，南京林业大学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林中祥在自己博客上写下的一段话。年末的考核对于已经是教授的他来说，压力并不大，他所记录的却是他亲眼目睹的许多同事、同行的现实情况。近日，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林中祥又一次表达了对目前高校教师考核评价体系中“重量不重质”的无奈。

“因为质量与数量相比较为抽象，于是大家就不得不去拼数量了。”林中祥告诉记者，在许多职称评审现场，每位申请者的发言时间往往只有5分钟左右，“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把自己取得的成就介绍清楚，难度太大，于是这种介绍往往只能是发表文章、项目成果的罗列。”

重科研，重在数量，而天平的另一端则是教学。近些年来，总有一些高校教师讲课讲得好，却苦于科研达不到硬标准，无法晋升。对于这样一群人来说，湖北省的做法无疑是他们所欢迎的。

据湖北省教育厅教师处处长童静菊介绍，此次湖北所推行的高校职称新评审标准“不唯论文更重实绩”，“对科研论文数量要求降低，对教学为主型教师，重点考察其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实绩；对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师，突出考察其科研项目成果产生的经济社会效益”。

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新政策下，湖北大学因“课讲得好”被评为“魅力教师”的赵柏树，终于走过17年副教授的漫长之路，得以在湖北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审会上评定为教授职称。“实绩”出色的同样还有武汉轻工大学生物与制药工程学院教师陈新，他是首批社会服务与推广型教授中的一员。陈新与企业合作开发项目，通过将加工废弃物转化为高营养价值的饲料原料，在应用中新增产值1000多万元。

不过，对于湖北省教育厅对高校教师作出的这种分类，也有人表达了一定的质疑。或者我们还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对高校教师作出分类，这种分类本身是恰当的吗？

分类背后值得深思

要回答关于高校教师的分类问题，应该先从高校教师的职能说起。那么，高校教师的主要职能有哪些呢？

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教授马臻给记者的答复是：“（1）上课；（2）指导本科生和研究生；（3）申请科研项目；（4）做科研；（5）其他校内服务和社会服务。”应该说，教学、科研无疑是高校教师最基础的职能，而近些年来一些新闻及评论也多聚焦于这两者孰轻孰重的争论。

“科研是教学的基础”，在采访中，多位高校教师不约而同地向记者表达了这一观点。他们都认为，教师本身对于科研有一定的基础和把握，才有可能向学生提供有质量的教学，同时介绍新鲜、前沿的专业知识。对于教学来说，科研是“源头活水”。对此，林中祥表达得相当直接：“大学教师与中小学教师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们不可能单纯埋头讲课，必须有一定科研基础。”

“其实，湖北省对高校教师的分类，与高校的职能是相对应的。”大连理工大学人文学部公共管理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杨中楷向记者分析道。高校的职能就是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与四种教师类型（教学为主、科研为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与推广）形成了基本映照。

在马臻看来，湖北省此次改革，“根据不同类型的特点分别进行要求，这是合理的，也有利于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特点和现状，走不同的发展路线。”

不过，杨中楷提出了自己的疑虑：“不建议分类分得这么细致，虽然也有教学科研并重的类型存在，但是划分单一类型后，反而可能会对于教师日后的发展不利。”他强调道，无论是哪一种类型的教师，都应该意识到科研的基础性，以某一方面为主，减轻对论文方面的要求，决不意味着就可以撇开科研。

虽然对湖北省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点赞”，但马臻也提出了一连串更进一步的追问：“不同类型教师的晋升名额如何分配？某些类型（例如传统的科研为主、科研教学并重）教授的评选竞争是否会很激烈？不同类型教授的‘含金量’是否一样？会不会有些不搞科研的人‘浑水摸鱼’评为教授？如果那样的话，教授称号是否会贬值？”

“如果是纯教学的老师，那么以讲师、高级讲师的路径发展比较好，这种设置可以参考现在的研究岗，比如副研究员、研究员，没必要一定叫作副教授、教授。”林中祥也提出了对“教授”含金量的看法和建议。

这些问题一连串地抛出，看似有些激烈，但却是在高校工作多年、了解实情者的必要追问。

应扭转“计划经济”行政思维

“老实说，我做的科研很勉强，真的都是在应付。”某地方院校讲师小夏（化名）这样告诉记者。虽然并不在湖北省，但听到这样的职称分类评审，她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赞成，希望以后推广开来，自己就可以从“科研”这座大山下解放出来。

小夏坦言，由于自己所在学校水平太低，自己和同事写论文、发文章的行为完全是为了科研而科研。相反地，小夏的教学任务却不少，自己也比较享受教学。虽然目前的职称评审都要求大家做科研，但是，她苦笑道：“大概我们全校百分之九十的老师都属于教学型。”

“我也明白自己水平有限，但是不写也没办法，所以就制造出了所谓的学术垃圾。”小夏说，这样的硬性要求大有“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勉力支撑”之感。

杨中楷也表示，对于所有的高校教师采用同一把尺子要求，再加上很多高校现行的“非升即转，非转即走”等制度，的确令许多教师十分痛苦。他认为：“我们的确不应该用同样的标准要求所有的高校教师，高校与高校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有研究型，也有应用型，不能一概而论。”

“就像计划经济一样，每年给院系固定的、有限的名额，哪怕符合晋升标准的人很多。”这是马臻对当前职称评审制度的观感。这种“计划经济”最浓厚的色彩还在于行政性，也正是在这样的行政管理之下，才会出现“评聘标准经常变来变去”的现象。

院系层次方面，同行评议能够保证评审的合理性，却也会陷入人事关系的纠纷。而当每个院系把推荐人选上报到学校一层的时候，大部分评审连“明白你在做什么”都比较困难——评审者来自多个学科，要判断非自己熟悉领域的申请者。于是，这就又回到了“重量不重质”的怪圈。

“我们的评审人没有完全重视评审这件事，并没有上升到以个人的学术诚信和名誉作为担保的高度。”在林中祥看来，这也是目前高校教师职称评审问题多多的原因之一，而归根结底，问题还在于学术权力不及行政领导。他说：“即使是湖北省这次改革，也是教育厅的领导作决定，也是行政主导，本质没有变。”

“应该设定一个需要达到的标准，达标了就上。这样，每个人都有目标和奔头，而不会出现和多位同事竞争一个名额而一直‘排队等待’的情况。”马臻建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