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陆一 来源:中国教育报 发布时间:2014-8-11 9:2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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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讲师: 学费“涨声”需赢来质量掌声

 

涨价的消息总是让人揪心,特别是在炎炎夏日。近日,全国多个省(市、区)宣布大学学费将上涨,最高涨幅达50%,涉及千家万户的经济负担,一时间舆论哗然。而同样是公办大学,教育部直属高校和北京等一些地方高校却坚持十多年前的价格不涨,似乎全然不受物价和办学成本上升的影响。大学学费的定价理据和用途对外界扑朔迷离,究竟谁该为高等教育买单?

自从1997年实施并轨改革,结束了完全由国家财政负担高教经费的计划模式,中国高校开始向学生收学费。国务院规定,高校学杂费的收取标准和办法由地方政府和直管的中央部门确定,既要考虑实际培养费用,又要考虑学生家庭的承受能力。可见高校并不能随意开价,并且2007年国务院明令控制5年内不得涨价,于是全国高校就在近30%的CPI涨幅中扛了5年。

实际上,构成大学教育经费收入中,财政预算内拨款占比呈下降趋势,不过仍占高校教育培养投入的较大部分,学费呈上升趋势,但尚未超过财政预算内拨款。校办产业、社会捐集资等其他收入占比很小。

然而,对学生来说,能考上理想的大学不容易,现有的招考制度仍采用计划体制的录取办法,学生在录取的高校面前没有择校余地,相当于卖方垄断市场。学费问题上,学生处于完全弱势被动地位。难道说涨多少都得认?有没有一个合理的标准?

国际上,决定高等教育费用负担的理据不止一个。高等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它既对学生个人产生效益,也对全社会具有公共效益。那么,高等教育经费应该主要由公共财政负担还是非公部门负担,各国的文化与法理决定着不同的配比。

当一个国家处于只有少数人能上大学的精英高等教育阶段,公共财政负担大部分学费甚至生活费,大学生受国家供给、培养,体现着国家主义的教育观。由于人们对大学的向往,加上经济发展带来的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上大学。如果继续全部依靠国家财政将制约高等教育的扩大,也不利于社会人力资本的增长,而此时私人投入能强有力地支持高等教育大众化以满足入学诉求。从精英到大众,非公部门逐渐成为高等教育费用负担主力,全世界发达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大众化的到来不会消灭精英高等教育,特别是在国际竞争加剧的格局下,国家有侧重地对精英大学保持高比重的财政投入,将大众化的增量抛给受益者负担原则,这是一条有可能兼顾质与量的发展道路。在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开端与公立大学开始收学费的时期大致重合,且在此基础上,还叠加了一层脱离完全计划体制,引入竞争激励机制的变革。

眼下,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学费涨多少,甚至也不在于涨价前有没有民意听证,因为学费多与少或许都有理可依。况且此消彼长中,难道国家财政不是和你我有关的共同财富?问题是倘若大学一面继续退守在行政性垄断的堡垒中,一面却因还贷压力大、办学经费短缺就轻易涨学费,国民一定难以买账。面对财务松散、奢靡浪费、效率低下的质疑,大学又何以自证?

不少有识之士提出涨学费就要晒账本。确实,中国大学的财政长期以来是个谜,只公布最粗枝大叶的全国总数据,根本不可能构成对具体大学绩效的测量、比较、监督。被封闭的不只是信息,还有精打细算的作风。只报告投入总量,大大助长了把要钱、花钱直接当作政绩的陋习——哪里顾得上用钱的效率。归根到底,晒账本不是目的。大学财政应当服务于办学,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包括学费在内,大学财政如何才能通过制度建设提高效率,才是应关心的问题。

交更多学费的学生自然要求更高的教育质量,至少需要有选择更高质量的余地,可是目前情况下只有出国留学,学生才能行使选择权。而出国求学为外国高教事业做了很大贡献,却完全没有起到促进国内高教发展进步的作用,真是吊诡。

对大学而言,扩大学费在办学经费中的比例,更少依赖财政意味着要更多投入办学竞争、生源竞争,在开源节流上下功夫,拥有更大的办学自主权,激发大学在效率和质量上办出差异的积极性,改善奖助贷体系,这才是大学学费上涨应该带来的正面效应。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原标题:《学费“涨声”还需赢来质量“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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