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储朝晖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4-7-31 7:4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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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朝晖:师生,大学理所当然的主人

 

教授应代表学校学术发展方向主张,这样的主张在国内并不缺少,但缺少保障这些主张落实的管理制度,使教授在很多方面失去了话语权。

■储朝晖

大学之大在于学。谁在学?师生。师生永远都是大学当然的主人,只有把师生当大学的主人,才能真正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促进学术自由。世界各国的大学都通过一定的制度来实现这一目标。

中世纪大学就是主要由学人管理学术活动。中世纪的大学高居象牙之塔,是一个“按照自身规律发展的独立的有机体”,她摆脱了外界的束缚,放弃了暂时利益,成为保护人们进行知识探索的自律的场所。学人对大学的各项活动加以指导、咨询;学人直接参与大学管理和决策,对大学发展的重大事项行使决策权。

英国大学大都设置学术评议会、学部、学院及学院委员会等学术机构,负责安排或执行教学、科研等所有学术事务和活动,与以理事会为主的发展决策机制及校长负责的行政执行机制形成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权力制衡格局。这些学术机构大都由知名教授、学术带头人组成,大学的校长在其中只有执行权、其他行政人员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仅仅是遵命执行而已。

在德国大学里,评议会是主要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对学术事务以及重大的行政事务拥有审议决策权,也负责选举校长和批准学校章程,组成人员以教授为主。按《联邦德国高等教育法》的规定,本校教授在这一机构中拥有绝对多数的席位和表决票。另外,系的最高权力机构——系务会以及最基层的学术机构,都是教授居于绝对支配地位。

美国的情况比较复杂。全美大学教授联合会(AAUP)曾于1971年就美国大学中教授参与决策的情况作过一次调查,发现教授参与决策的程度在不同大学有很大不同,对不同类型的决策参与度也不同。一项调查表明,在584个被调查大学中,教授参与课程决策和教员管理决策的比例最高,分别占84.08%和74.25%;教授控制教员任命、职务提升和终身教职(APT)决策和个人绩效评估决策的比例居中占40.28%;而教授参与学校财务决策的比例最低,仅为15.03%(其中参与长期预算决策的比例仅为7.02%)。

由上可见,以上国家的大学都通过特定的制度设计保证教授在大学中的主导作用,保障师生的主人地位,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相互渗透、学术权力起着主导作用。

保障学人成为主人的关键是在政府与大学之间找到合适的衔接,多数国家采取政府间接治理大学的方式,引入契约式管理模式、通过社会中间机构与大学的直接联系。社会中介机构在政府、社会和大学之间寻求平衡点,在学校和政府间设立缓冲器,既有利于维护大学的自由,国家又能施加影响。正如“拨款委员会”既渗透表达了国家的大学意志,又依据学术和教育标准分配大学资源,引导大学尊重学术自身的逻辑。

学人成为大学的主人不只是相对于行政权力而言,还应该相对于市场的压力。工业革命使知识的价值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传播知识的学院和大学再也无法回避周围人们的需要。大学提供多样化教育服务的同时还提供更广泛的社会服务。接受市场的调节,适应社会的需要将成为大学自觉的选择。然而,从学人或专业的眼光看,大学不能像其他行业那样面向市场。即使是一些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也努力避免高等教育事业的市场化。

20世纪80年代,加强高等教育的市场调节性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大学改革的一个大方向。英国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积极推行市场化、私有化政策,主张入学应与其他商业服务行业一样,受市场规律的制约。为此,英国政府在80年代末的高等教育政策上向美国学习,引进市场机制以增强高等教育的活力。德国《世界报》也曾指出,美国可能将是德国改革高等教育的榜样,并认为把市场经济原则运用于高等教育是一个发展方向。不仅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在积极地推进大学的市场化。大学自主权利的强化、私立高等教育的兴起、教育公司的出现等等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注入了活力。长期在高度计划和集中控制下的中国内地大学教育更需要由原来单纯的政府调节变为市场调节,在这种调节过程中,真实的主体应当是学人,而非靠政府的指令来运作。

大学完全由政府来办,直接由政府做股东,会使大学丧失成本意识,因为没有成本意识就不会去追求效益。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教育学的角度来看都是失败的。只有学人成为大学的主人,对市场的竞争才能得以改善。

无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如何,也无论财富集中与否,市场调节的最大作用就是能够使资金流向最需要的地方。开放的市场有助于引导基金的合理流向。政府做东就免不了巨额浪费。学人成为大学的主人,办学主体的多元化,通过“产权联结”的方式吸收社会资金,它本身就使得学人自主性得到充分体现。

教授应代表学校学术发展方向主张,这样的主张在国内并不缺少,也有人明白应该由学术指导行政,而不是行政主导学术的道理,但现实中缺少保障这些主张落实的管理制度,使教授这个群体在很多方面失去了话语权。教授治校曾是蔡元培等一批中国学人倡导的传统,它在现实中遇到的尴尬处境其实是大学追求自由、理性的本质与其社会限制性之间的矛盾,妥善协调二者的关系应该是中国大学管理制度改革的重点。

从长远发展看,需要学习和借鉴人类大学发展的成熟经验,将以学术权威为基础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化,建立起学人是大学主人的组织保证,排除僭越大学权力的其他权势,确立学术权力在校内各事务中的主导地位,才能保障大学的自由、尊重分歧、宽容异己、鼓励创造的氛围,才能形成思想活跃、心情舒畅、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局面。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4-07-31 第7版 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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