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之光 骆沙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4-4-24 14: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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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里的机关病: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
 
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当前,高校的行政化色彩体现在哪些地方?行政之手给高校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李文慧(化名)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该校某系主任及教务处处长。2011年,因为年龄到限,她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此后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围拢在李文慧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还有行政职务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找我,有请教学问的、有谈工作的、有谈个人问题的,一天下来没有闲的时间。”她回忆道。
 
“退休后,原来天天来办公室的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人们很快围拢在新的系主任和处长身边。出于工作需要,我可以理解。但连学术研讨、研究活动都不再与我联系,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李文慧说。
 
“不少年轻人都是我在位时一手培养起来的。”李文慧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没想到职位的变化会带来这么直接的影响。因为丧失了行政资源,你对他未来的发展、进步没有直接帮助了,他就不愿在你身上花时间了。但有趣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项目要由你来评价时,很快又会出现。”李文慧说。
 
这让她多少有些心寒。虽然不情愿,但她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着校园。”
 
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独。“到最后,我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了。办公室的位子让给了别人。我努力争取,才被允许在一个空闲房间办公,桌上才安了一部电话。”她回忆道。
 
放下个人得失不谈,她的担忧是,行政色彩的渗透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目前,如果学校的教学、科研项目在行政领导的名下申报,成功率更高。以教授的名义去申报,则难度很大。多种名师、优秀教师、国家津贴的评选,距离普通一线教师也越来越远。
 
“大部分的决策权都在行政部门,甚至最终的奖项也会分给行政人员。所以,一些清高的教师甚至不屑于申报。遇上开明的、懂学术的领导还好;遇上糊涂的,真是困难重重。”她说,“知识分子,总该有点风骨的吧?当高校染上了‘机关病’,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她记得,自己所在的学校已近10年未召开教师代表大会。“原本教师代表大会应对上一年工作作出总结,并制订新的计划。这其中,教师对新计划提意见是很重要的环节。但现在,很多教学、科研计划的制订并没有专家、教师咨询的程序,最多会说‘询问了校外专家’。新的计划其实就是主管领导决定的。”
 
因此,对于一些冷门却必需的基础学科,教师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比如,原来一门基础课一学期的课件有十几个文件夹,学生要做大量的阅读。现在,最多讲一两篇文章、小说。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关注的或者更便于申报项目的领域。”她说。
 
她记得,学校某领导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请大家放心,我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教授、博士,和你们的身份一样。领导理论上是为教师服务的。”
 
“但事实上,长期在行政岗位工作,必然会离科研、教书远一些。如果再没有渠道接触一线情况,作出的决策难免官气十足、与现实脱节。”她直言不讳,“一些高校领导并不爱校,没有把学校当事业来做,只是以此为晋升之阶。”
 
对于当前国家层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议题,李文慧非常关注。
 
“据我了解,一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章程。比如划定校领导的职责范围,确保行政不过度干预学术;校务会议、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都以教授为主体,校领导并不过多参与。”她说,“这项改革将会充满挑战,却是必须。学校应该是为了学术能头破血流的地方。教学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学术重于行政,最起码也要并重。不这样,教师何来积极性和责任心?”
 
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刘莎莎(化名)是某高校行政部门的青年员工,属于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每天基本就是传达各类会议精神,组织评比、会议,要不就是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她说。
 
不过,刘莎莎并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围。“高校应该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然而现实情况是,高校也有类似机关里的行政领导,也有处长、科长、科员这样的行政级别。在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甚至与政府部门大同小异。”她说。
 
这两年,学校内部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鼓励一线教师到行政部门任职。对于这些举措,刘莎莎认为,“鼓励人员流动,本意是想让教学和行政部门多些交流,但一些教师却沉迷于行政职务带来的光环。”
 
但这并非教师的个人问题。她所看到的现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确能获得更多资源。
 
“首先和学术委员会的接触机会很多,对晋升的程序会很了解。其实,在学校内部,与晋升相关的学术评比、课题申请,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行政领导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果能够在高校内谋得一个处级职位,尤其是像教务处、研究生处这类比较重要的部门,确实会受益不少。”她说。
 
“还有一些行政色彩渗透至人员管理领域:比如,校长或者书记会越过管人事的副校长,越级指挥调配人员流动,甚至小到一个科员;也有一些业务很优秀的教师,因为和领导存在矛盾,被调去了边缘部门;还有些同事在续签聘任合同时,突然被告知岗位已满,不久,领导就会派来新人顶替他原来的工作。”刘莎莎说。
 
“尤其是一些学术成就较高、脾气比较执拗的老教师,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她说,“一个高校某个学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如果老教授被忽视,传递的信号就是权力对知识和教育的轻视。长远看,学校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在她印象里,“学校十几年都没开过教代会了,连摆设都算不上了。”很多政策,比如坚持了十几年的教学计划,会在未经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领导说改就改了,也没有反馈和调查机制。”
 
如果要列举行政色彩在高校的体现,她觉得数不胜数。“教授评比、科研项目选择、人员调动、论文评判……太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她说,“教师原本属于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技术职称,但现在很多人选择‘双肩挑’,在担任教授的同时,再兼任一个处长。”
 
目前,不少高校都鼓励年轻教师进入行政行列,本意是希望更多具有专业化技能的人介入这一领域,使得管理更加专业化,弱化行政色彩。“但效果并不理想。”她说。
 
“一些教师确实了解了工作的运作流程,学校机关效率低、难办事、脸色不好看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但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一些教师的官僚气息。”她说,“有无职务的区别很大。‘官儿迷’肯定没有精力去做教学和科研,行政化色彩过浓,就会使学术本位失位。这样的氛围不打破,行政之手总会凌驾于学术之上。”
 
她曾看到一个鲜活的例子。学校某系曾有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是系主任。近两年刚一退休,各种学术活动就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有一次碰面,他向我抱怨了一句:‘这么重要的学术会议,我是在结束后一个多星期才知道的。’”
 
事实上,新上任的系主任仅为正科级。“但是小官却有大权力。”刘莎莎直言,“人们不以学术成就论英雄,而是以行政职务。”
 
“一些新来的年轻人,本来挺有活力的,爱说爱笑,但是在机关待了没几天,变得官气十足,对一些来办事的老教师,也开始发号施令。”刘莎莎说。
 
这样的感觉让她很不适。在这个岗位工作了近10年,刘莎莎坦言自己“上升空间并不大”。“高校的行政职务很有限,有的人在副处甚至科级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教师是可以双向流动的,既可以教课也可以做行政,但行政人员不一样,因为学历和资历不够,很难转去教课。而且,行政岗位的待遇并不高。”
 
她记得,这几年,身边已有4位同事选择离开。“因为收入较少,上升通道狭窄,很多行政人员都选择辞职,去外面打拼了。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单纯的氛围。当这种氛围被打破时,我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刘莎莎表示:“我支持校园回归更为单纯的氛围。完全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来说仍然有很多困难,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去行政化只是手段,最根本的还是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回归教育本位。”
 
“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
 
2014年年初,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因预测“官员财产公示”进程失败,自愿受罚,爬行了1000米。
 
作为一个敢说敢为之人,他对高校行政化色彩的感受是:“已经渗透至多方面,比较突出领域包括人事任免、经费审批、学术评级等领域。过多的行政干预,势必影响大学的自主性、创新性和教师的处事方式。”
 
比如,一些老师更愿意同官员来往,更看重个人的行政级别而非学术造诣,为人处事讲究官场规则……虽然颇有微词,但范忠信认为:“可以理解这样的选择。如果基层教师的权利、资源均来源于上级,必然更在乎同上级的关系,对下级、学生缺乏服务意识。”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在一次讲话中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然有40个教授来争!”这个桥段曾令范忠信感触很深。
 
“比如,在职称评选、文献著作发表、文章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上,起决策作用的往往是行政部门。”他说,“再比如在课堂上讲课,是由教务和行政系统来审查大纲。很多人从没上过课,或者之前在一线,后来做管理了,如何判断教师的观点、引用资料、背景是否准确?怎么去评价学术研究、教学内容的价值?”
 
在他看来,“纯学术”的范畴狭小。“学术事务多少都会和行政、管理、学生工作、人事有关。各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原本应行使执行、参与、监督等作用,但事实上,现在主要负责逢年过节发米面油、组织郊游、联谊等活动。”
 
行政色彩过浓,就会导致:一个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个处长面前没有发言权。习惯于服从行政权威,教师的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必然慢慢衰退。“行政管理强调的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但教育和研究工作,肯定不是这种逻辑。”他认为。
 
“现在高校教师最重视的三大指标,包括课题、论文及著作发表、获奖。以课题为例,从科研的角度看,课题的重要性应该以其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行政级别为标准。”他说。
 
事实上,课题被无形地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厅级课题。一般学校都会鼓励老师争取最高级别课题,而课题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术价值却很少有人重视。为了一个高级别课题,教师之间可能打破脑袋竞争。”
 
这3个等级均属于纵向课题。“还有一类是横向课题,大部分来源是社会企事业单位。但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横向课题缺乏优势。因为级别越高的纵向课题获得评价加分越高。而横向课题,即使在经济上贡献很大,也难以对教师的升迁、职称产生直接影响。”
 
对于这点,范忠信深有体会。“目前,我负责学校一项法制中国化的课题。我们在全国寻找了20余名优秀的年轻学者共同参与。这项课题就属于横向课题。”
 
研究之初,学者们都很有积极性。然而,少了“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的头衔,意味着学者们无法在单位考评中获得加分。“于是,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课题就被烙上了‘淡而轻’的标记。”
 
除了课题,学术论文及著作发表也遭遇类似命运。“在个人评比中,刊物也分等级,大体上分权威、核心和一般期刊。权威期刊再细化为一、二、三级。核心期刊也分重点和一般两类。学术问题再次被分为三六九等。”范忠信说。
 
“很多学校、院系在开会、做报道时,不会花精力强调某项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会介绍‘多少老师在某某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哪些文章’。一些学校甚至直白地将刊物也分为国家、省部和地厅级。著作出版中,像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这类较高规格的,对教师的帮助更大。”他说。
 
“似乎所有元素都转化为量化指标。发表一篇文章,考核表里就要求填写,你的研究和论文产生了什么经济效益?转载率、引用率是多少?如果这些数值很低,评分就会低。不少老师不得不千方百计要求学生引用自己的文章。”他说。
 
更多弊端随之而来。一方面,教师被迫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更为“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各领域优秀课题、刊物有限,大量需求最终导致寻租空间的出现。
 
“奖项的评选也大同小异。原本单纯的学术问题变为一场利益瓜分。热衷于行政指标的教师往往难以安心学术,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他说。
 
更为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身上。范忠信记得,不止一次,自己在课上被学生问及:“这门课考试怎么考?哪些是重点?这部分会不会考?”
 
“我曾在课上问过学生:除了考试用书、教材之外,大学期间读书超过5本的请举手。班上连5人都没有。我又问,你们的精力都花在什么事情上了?答案五花八门,但大多用来解决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考证。”他回忆道。
 
以法学院学生为例,首先必考的是英语四六级、司法考试,其次,不少人还会参加驾照培训、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有的学生4年下来,能考几十个证,却读不了几本书。”看着这样的局面,范忠信不知“该为学生的上进而喝彩,还是为他们的现实而担忧”。
 
“当校园充满功利色彩,教师无法纯粹做学术,学生也难免跟随现实。”他说,“在大学教了20多年书,我感到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在下降。”
 
“更为尴尬的是,作为院系或高校的管理者,必须接受这些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下属的利益不受影响,才能在工作中有发言权。抵触却遵从着,我想这是不少人的感受。”他说,“我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坚定支持者,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原标题:《“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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