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当前，高校的行政化色彩体现在哪些地方？行政之手给高校带来哪些负面影响？
“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李文慧（化名）曾是北京某高校的知名教授，连续多年担任该校某系主任及教务处处长。2011年，因为年龄到限，她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岗位。
此后几年，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围拢在李文慧身边的学生越来越少。“我还有行政职务的时候，每天都有不少学生来找我，有请教学问的、有谈工作的、有谈个人问题的，一天下来没有闲的时间。”她回忆道。
“退休后，原来天天来办公室的学生很久不和我联系。人们很快围拢在新的系主任和处长身边。出于工作需要，我可以理解。但连学术研讨、研究活动都不再与我联系，这让我有些难以接受。”李文慧说。
“不少年轻人都是我在位时一手培养起来的。”李文慧说，其中不少人获得了很好的发展机会。
“我没想到职位的变化会带来这么直接的影响。因为丧失了行政资源，你对他未来的发展、进步没有直接帮助了，他就不愿在你身上花时间了。但有趣的是，当他知道自己的博士论文、项目要由你来评价时，很快又会出现。”李文慧说。
这让她多少有些心寒。虽然不情愿，但她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行政力量和功利色彩左右着校园。”
在工作的最后一段时间，李文慧甚至感到很孤独。“到最后，我连办公地点都没有了。办公室的位子让给了别人。我努力争取，才被允许在一个空闲房间办公，桌上才安了一部电话。”她回忆道。
放下个人得失不谈，她的担忧是，行政色彩的渗透影响了很多方面。比如目前，如果学校的教学、科研项目在行政领导的名下申报，成功率更高。以教授的名义去申报，则难度很大。多种名师、优秀教师、国家津贴的评选，距离普通一线教师也越来越远。
“大部分的决策权都在行政部门，甚至最终的奖项也会分给行政人员。所以，一些清高的教师甚至不屑于申报。遇上开明的、懂学术的领导还好；遇上糊涂的，真是困难重重。”她说，“知识分子，总该有点风骨的吧？当高校染上了‘机关病’，学术地位再高，没有行政地位，很多资源也和你无关。”
她记得，自己所在的学校已近10年未召开教师代表大会。“原本教师代表大会应对上一年工作作出总结，并制订新的计划。这其中，教师对新计划提意见是很重要的环节。但现在，很多教学、科研计划的制订并没有专家、教师咨询的程序，最多会说‘询问了校外专家’。新的计划其实就是主管领导决定的。”
因此，对于一些冷门却必需的基础学科，教师的积极性越来越低。“比如，原来一门基础课一学期的课件有十几个文件夹，学生要做大量的阅读。现在，最多讲一两篇文章、小说。大家都把注意力放在领导关注的或者更便于申报项目的领域。”她说。
她记得，学校某领导曾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说：“请大家放心，我也是知识分子，也是教授、博士，和你们的身份一样。领导理论上是为教师服务的。”
“但事实上，长期在行政岗位工作，必然会离科研、教书远一些。如果再没有渠道接触一线情况，作出的决策难免官气十足、与现实脱节。”她直言不讳，“一些高校领导并不爱校，没有把学校当事业来做，只是以此为晋升之阶。”
对于当前国家层面提出的去行政化议题，李文慧非常关注。
“据我了解，一些学校已经制定了相关章程。比如划定校领导的职责范围，确保行政不过度干预学术；校务会议、咨询委员会、学术委员会都以教授为主体，校领导并不过多参与。”她说，“这项改革将会充满挑战，却是必须。学校应该是为了学术能头破血流的地方。教学和科研单位，应该是学术重于行政，最起码也要并重。不这样，教师何来积极性和责任心？”
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刘莎莎（化名）是某高校行政部门的青年员工，属于高校里的“机关工作者”。
“每天基本就是传达各类会议精神，组织评比、会议，要不就是坐在办公室接接电话。”她说。
不过，刘莎莎并不享受行政化的工作氛围。“高校应该属于纯粹的学术研究机构，为社会培养和输送高素质人才。然而现实情况是，高校也有类似机关里的行政领导，也有处长、科长、科员这样的行政级别。在一些事情的处理方式上，甚至与政府部门大同小异。”她说。
这两年，学校内部开始了一些新的尝试，比如鼓励一线教师到行政部门任职。对于这些举措，刘莎莎认为，“鼓励人员流动，本意是想让教学和行政部门多些交流，但一些教师却沉迷于行政职务带来的光环。”
但这并非教师的个人问题。她所看到的现状是：拥有行政职务，的确能获得更多资源。
“首先和学术委员会的接触机会很多，对晋升的程序会很了解。其实，在学校内部，与晋升相关的学术评比、课题申请，都有很深的行政化烙印。行政领导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如果能够在高校内谋得一个处级职位，尤其是像教务处、研究生处这类比较重要的部门，确实会受益不少。”她说。
“还有一些行政色彩渗透至人员管理领域：比如，校长或者书记会越过管人事的副校长，越级指挥调配人员流动，甚至小到一个科员；也有一些业务很优秀的教师，因为和领导存在矛盾，被调去了边缘部门；还有些同事在续签聘任合同时，突然被告知岗位已满，不久，领导就会派来新人顶替他原来的工作。”刘莎莎说。
“尤其是一些学术成就较高、脾气比较执拗的老教师，很容易出现这类问题。”她说，“一个高校某个学科的代表人物非常重要，他的学术地位、社会声望，决定了这个学科在全国的地位。如果老教授被忽视，传递的信号就是权力对知识和教育的轻视。长远看，学校本身也会受到伤害。”
在她印象里，“学校十几年都没开过教代会了，连摆设都算不上了。”很多政策，比如坚持了十几年的教学计划，会在未经学术委员会讨论的情况下大幅度调整。“领导说改就改了，也没有反馈和调查机制。”
如果要列举行政色彩在高校的体现，她觉得数不胜数。“教授评比、科研项目选择、人员调动、论文评判……太多领域都存在类似问题。”她说，“教师原本属于专业技术人员，按照讲师、副教授、教授的技术职称，但现在很多人选择‘双肩挑’，在担任教授的同时，再兼任一个处长。”
目前，不少高校都鼓励年轻教师进入行政行列，本意是希望更多具有专业化技能的人介入这一领域，使得管理更加专业化，弱化行政色彩。“但效果并不理想。”她说。
“一些教师确实了解了工作的运作流程，学校机关效率低、难办事、脸色不好看的情况也有所缓解。但另一方面，却助长了一些教师的官僚气息。”她说，“有无职务的区别很大。‘官儿迷’肯定没有精力去做教学和科研，行政化色彩过浓，就会使学术本位失位。这样的氛围不打破，行政之手总会凌驾于学术之上。”
她曾看到一个鲜活的例子。学校某系曾有一位知名的老教授。“多年来他一直是系主任。近两年刚一退休，各种学术活动就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了。有一次碰面，他向我抱怨了一句：‘这么重要的学术会议，我是在结束后一个多星期才知道的。’”
事实上，新上任的系主任仅为正科级。“但是小官却有大权力。”刘莎莎直言，“人们不以学术成就论英雄，而是以行政职务。”
“一些新来的年轻人，本来挺有活力的，爱说爱笑，但是在机关待了没几天，变得官气十足，对一些来办事的老教师，也开始发号施令。”刘莎莎说。
这样的感觉让她很不适。在这个岗位工作了近10年，刘莎莎坦言自己“上升空间并不大”。“高校的行政职务很有限，有的人在副处甚至科级岗位上一待就是几十年。教师是可以双向流动的，既可以教课也可以做行政，但行政人员不一样，因为学历和资历不够，很难转去教课。而且，行政岗位的待遇并不高。”
她记得，这几年，身边已有4位同事选择离开。“因为收入较少，上升通道狭窄，很多行政人员都选择辞职，去外面打拼了。我原本看中的是高校单纯的氛围。当这种氛围被打破时，我也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刘莎莎表示：“我支持校园回归更为单纯的氛围。完全取消行政级别，目前来说仍然有很多困难，不是一两年能完成的。去行政化只是手段，最根本的还是提高教学、科研质量，回归教育本位。”
“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
2014年年初，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范忠信因预测“官员财产公示”进程失败，自愿受罚，爬行了1000米。
作为一个敢说敢为之人，他对高校行政化色彩的感受是：“已经渗透至多方面，比较突出领域包括人事任免、经费审批、学术评级等领域。过多的行政干预，势必影响大学的自主性、创新性和教师的处事方式。”
比如，一些老师更愿意同官员来往，更看重个人的行政级别而非学术造诣，为人处事讲究官场规则……虽然颇有微词，但范忠信认为：“可以理解这样的选择。如果基层教师的权利、资源均来源于上级，必然更在乎同上级的关系，对下级、学生缺乏服务意识。”
广东省教育厅党组副书记谭泽中在一次讲话中曾举了这样一个例子：“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然有40个教授来争!”这个桥段曾令范忠信感触很深。
“比如，在职称评选、文献著作发表、文章是否存在抄袭等问题上，起决策作用的往往是行政部门。”他说，“再比如在课堂上讲课，是由教务和行政系统来审查大纲。很多人从没上过课，或者之前在一线，后来做管理了，如何判断教师的观点、引用资料、背景是否准确？怎么去评价学术研究、教学内容的价值？”
在他看来，“纯学术”的范畴狭小。“学术事务多少都会和行政、管理、学生工作、人事有关。各学校的教职工代表大会，原本应行使执行、参与、监督等作用，但事实上，现在主要负责逢年过节发米面油、组织郊游、联谊等活动。”
行政色彩过浓，就会导致：一个很有名望的教授在一个处长面前没有发言权。习惯于服从行政权威，教师的自主性、独立性、创造性必然慢慢衰退。“行政管理强调的是命令和服从的关系，但教育和研究工作，肯定不是这种逻辑。”他认为。
“现在高校教师最重视的三大指标，包括课题、论文及著作发表、获奖。以课题为例，从科研的角度看，课题的重要性应该以其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为评判标准，而不是以行政级别为标准。”他说。
事实上，课题被无形地划分为三个等级。“即国家级、省部级和地厅级课题。一般学校都会鼓励老师争取最高级别课题，而课题本身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学术价值却很少有人重视。为了一个高级别课题，教师之间可能打破脑袋竞争。”
这3个等级均属于纵向课题。“还有一类是横向课题，大部分来源是社会企事业单位。但在现有的考核体制下，横向课题缺乏优势。因为级别越高的纵向课题获得评价加分越高。而横向课题，即使在经济上贡献很大，也难以对教师的升迁、职称产生直接影响。”
对于这点，范忠信深有体会。“目前，我负责学校一项法制中国化的课题。我们在全国寻找了20余名优秀的年轻学者共同参与。这项课题就属于横向课题。”
研究之初，学者们都很有积极性。然而，少了“国家级、省部级、地厅级”的头衔，意味着学者们无法在单位考评中获得加分。“于是，大家的积极性越来越低。课题就被烙上了‘淡而轻’的标记。”
除了课题，学术论文及著作发表也遭遇类似命运。“在个人评比中，刊物也分等级，大体上分权威、核心和一般期刊。权威期刊再细化为一、二、三级。核心期刊也分重点和一般两类。学术问题再次被分为三六九等。”范忠信说。
“很多学校、院系在开会、做报道时，不会花精力强调某项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会介绍‘多少老师在某某级别的刊物上发表了哪些文章’。一些学校甚至直白地将刊物也分为国家、省部和地厅级。著作出版中，像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这类较高规格的，对教师的帮助更大。”他说。
“似乎所有元素都转化为量化指标。发表一篇文章，考核表里就要求填写，你的研究和论文产生了什么经济效益？转载率、引用率是多少？如果这些数值很低，评分就会低。不少老师不得不千方百计要求学生引用自己的文章。”他说。
更多弊端随之而来。一方面，教师被迫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更为“现实主义”；另一方面，各领域优秀课题、刊物有限，大量需求最终导致寻租空间的出现。
“奖项的评选也大同小异。原本单纯的学术问题变为一场利益瓜分。热衷于行政指标的教师往往难以安心学术，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他说。
更为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学生身上。范忠信记得，不止一次，自己在课上被学生问及：“这门课考试怎么考？哪些是重点？这部分会不会考？”
“我曾在课上问过学生：除了考试用书、教材之外，大学期间读书超过5本的请举手。班上连5人都没有。我又问，你们的精力都花在什么事情上了？答案五花八门，但大多用来解决更为现实的问题：比如考证。”他回忆道。
以法学院学生为例，首先必考的是英语四六级、司法考试，其次，不少人还会参加驾照培训、研究生考试、公务员考试等。“有的学生4年下来，能考几十个证，却读不了几本书。”看着这样的局面，范忠信不知“该为学生的上进而喝彩，还是为他们的现实而担忧”。
“当校园充满功利色彩，教师无法纯粹做学术，学生也难免跟随现实。”他说，“在大学教了20多年书，我感到学生对知识的热情在下降。”
“更为尴尬的是，作为院系或高校的管理者，必须接受这些规则。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下属的利益不受影响，才能在工作中有发言权。抵触却遵从着，我想这是不少人的感受。”他说，“我是高校去行政化的坚定支持者，这项改革事关国家的未来。”（原标题：《“安心做学问的人缺乏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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