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美国金融危机以来，由于来自政府的支持越来越少，美国各大学遭到了猛烈的冲击。尽管美国大学通过扩招、扩建校园和广纳捐赠资金等方式试图力挽狂澜，但是在资金支持力度产生变化的情况下，美国大学在全球之巅还能站多久？还能否保持自身的领导地位？
政府撤资
当下,美国政府资助额度停滞不前，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美国顶尖高校的校领导认为，私人捐助在他们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一份由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发布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显示，在全球排名前25位的高校中，美国占19所。
很多顶尖的大学担心，如果他们收入来源的最大比重——政府拨款缩减，其排名可能会下滑。放眼世界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和一些亚洲国家，它们对科学研究的投入越来越多，这也加剧了美国各大学的担忧。
为了保持领先地位，很多学校正在有针对性地实施一种屡试不爽的美国式促进发展的策略：寻求来自富裕捐赠者的捐款。尽管近期全球经济衰退，但是该策略正在取得丰厚的收效。例如，去年，斯坦福大学成为世界第一个在一个学年内筹集超过10亿美元私人捐款的非营利性机构。
公共机构也变成了积极的资金筹集方。即将离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加州最顶尖的大学之一）校长Robert Birgeneau说：“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慈善事业。我认为，我们已经挺过了危机，现在我们需要过渡到新的模式中来。”
历史机遇
尽管普通公民可能会认为，美国在世界科学界一直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但美国拥有的杰出科学成就，其实是近些年才有的现象。诚然，诸如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这样第一流的大学已经有几百年的光荣历史；但是其他学校诸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斯坦福大学，其历史仅可追溯到19世纪晚期。此外，直到过去的50年，在以大学为基础的研究领域中，美国才成为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Shirley Tilghman说：“几个世纪以来，学术领域的‘霸主’地位始终是不固定的。”12年前，Tilghman成为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下个月他将辞职。他说，科学研究的中心最早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和一些卓越的意大利大学，之后转移到德国，再到英国，直到相对最近的时期，才横跨大西洋移至美国。
哈佛大学校长兼历史学家Drew Faust说，人们会认为，伟大大学的沉浮建立在一些不可改变的历史时刻的基础上，这是错误的想法。Faust补充道：“一些宿命论和命运注定论的观点认为，这是周而复始的循环。对待这样的观点，我们应该置之不理，并且表示，我们的循环已经终止了。美国仍然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经济体，有着最完善的大学制度。能否在这其中的某一领域，或是两个领域都继续保持领头羊的地位，取决于我们自己，而非取决于命运。”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Anthony Grafton认为，美国大学已经达到并一直保持卓越的地位，这得益于一系列历史、经济、政治因素的结合。Grafton说：“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对研究强有力的支持，有助于伟大科研机构的诞生。”他以德国和英国两个利用地缘政治优势支援科学的国家为例进行说明。但他说：“这还远不够。如果没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人造卫星，就没有美国今日的地位。这一系列事件造成了一种认知：美国的国家安全依赖于对科研的投入。”
这一想法在工程师兼美国白宫顾问Vannevar Bush给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撰写的《科学：无尽的前沿》中得到了具体阐释。这份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报告诞生于1945年，强调了联邦支持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Grafton解释说，报告要求对科研各领域进行全面的投入，而不是只支持那些已经取得显著成就的领域。科研变成了大学的中心工作。这一报告对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成立起到了重要作用，也推动了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迅速扩张。
根据美国《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在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对二战退伍军人提供资助，使他们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但是这一浪潮在20世纪50年代初逐渐平息，大学的招生数量也开始减少。事实上，是这批人的下一代，也就是所谓的“婴儿潮出生的一代人”，构成了当今科学研究的主导力量。但是一系列新的人口趋势和经济趋势正在促使美国的研究性院校再一次重新思考自身的战略。
岌岌可危
正如一只大白鲨必须在水中保持前进以吸取足够的氧气防止溺水，一所名列前茅的研究型大学要想保持领先的地位，也需要不断筹集大量的资金，用于建设新的校舍、更新设备和设施以及吸引所需的世界顶尖研究人员和有潜质的学生。这种需求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最近几十年，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密歇根大学和其他研究型大学的发展速度远超整体经济增速的原因。
尽管在过去十几年中，美国个人收入停滞不前，但美国精英大学的预算大约翻了一番。这笔增加的金额主要流向科研，而非造就更多大学生。例如，斯坦福大学的总体预算从2000年的18亿美元增至今年的44亿美元，但是其新生班的规模仍保持在1750人左右。
家长支付着不断上涨的学费，可能会认为这些钱促进了学校的发展。但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即使像斯坦福大学这样的私立精英学校——一名本科生每年需支付6万美元的费用，学费也仅占学校当年总收入的17%。公众和政治家对大学教育的价值提出质疑，并要求大学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样的背景下，每年都小幅提高学费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做法。
其他收入来源也岌岌可危。对于具有医学院和校医院的大学而言，接收病人提供了一笔重要的收入。2010年出台的奥巴马医改计划中的规定要求控制医疗费用，这给学术医学中心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对公立大学而言，从历史上看，政府拨款占其收入来源的很大一部分。但是在过去的20年间，这一收入来源一直稳步下降。很多一流的研究型大学将自身形容为“政府协助的”甚至是“和政府有关联的”，来反映政府角色的弱化。
Mark Nordenberg说：“35年前，我成为法学院的一名教员，当时政府拨款占学校总预算的1/3。”自1995年起，Nordenberg一直是宾夕法尼亚州匹兹堡大学校长。如今政府拨款远低于总预算的10%，如果校董事会仅用拨款这一项指标来决定校长人选的话，他们很久之前就会考虑更换新校长了。
对于一流的研究型大学，最主要的两大收入来源通常是对研究的赞助（绝大多数来自联邦政府）和投资收益（意味着慈善事业和学校的捐赠收入）。然而，传统上，获得研究经费会使学校享有更高的声望，因为研究经费的授予需要通过诸如NSF、NIH等资助机构的同行评审。这笔经费非常重要，以至于政府拨款已经成为衡量一所大学整体素质的标准之一。
关注歧视
许多非洲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在追求科学的职业生涯中，必须努力克服缺乏榜样、缺乏机会甚至受到歧视等困难。不过有一个阻挡他们前进的障碍长久以来似乎被忽视了——拿到博士学位所需的费用。一项新研究显示，这些群体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处于弱势，经济因素起了一定的制约作用——在毕业时，相较于学校中的白人或亚裔美国人，他们往往欠下更多的钱。
传统观点认为，大多数学生能够在不欠下大量债务的情况下，获得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领域的博士学位。这种所谓的“搭便车”教育，源于一系列旨在满足学费和生活费需求的机制所带来的便利——尤其是学生奖学金、制度上的支持等。这种经济负担的减轻，研读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高级学位或主修法律、医学和其他学科的学生的境况形成了鲜明对比。
Tanenbaum坦承：“我们不能解释这些问题。”她期待明年能在乔治·华盛顿大学（GW）获得她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这仅仅是了解目前的现状走出的第一步。”
另外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以少数群体为对象，并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问题。5月，美国研究生院理事会（CGS）在其发布的一份试点研究报告中，对比了选择STEM领域与商科进行深造的学生（来自5所学院）的结业率与辍学率。尽管CGS的研究样本容量很小，没有包含被忽视的少数族裔学生的数据，但该项研究却收集到了那些辍学学生的数据，而这正是研究机构很少关注的。
研究显示，对于那些辍学的学生来说，缺少资金支持几乎是他们选择放弃学业的最重要原因。GW高等教育管理学助理教授、Tanenbaum的论文导师Lindsey Malcom-Piqueux说：“财富与获取资金的渠道对学生决定是否深造具有重要影响。”
2012年，她与美国南加州大学（USC）的Alicia Dowd共同发表了一份关于本科生负债如何影响其是否继续STEM研究生学业的研究报告。Malcom-Piqueux指出：“白人与亚裔美国人更倾向于向家人借款，因为他们的家庭普遍更富有。”
对于AIR的结论，Malcom-Piqueux表示，单单只是这个数据就足以对研究生的生源产生巨大影响。她认为：“那些在本科毕业阶段负债的学生选择继续深造的可能性较低。”
而另一方面，AIR的研究揭示，即便在本科阶段没有任何负债的学生一旦选择继续深造，将立刻陷入负债的深渊。Malcom-Piqueux认为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平均而言，处于弱势的少数族裔群体，当他们在继续博士学业时，学校的选择面较窄，学院的资金和援助也有限。”
Dowd认为，种族问题是被刻意忽略的重大问题。她说：“AIR调查报告的作者在综合各种因素后，将落脚点放在债务不平等上，但他们忽略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种族歧视和偏好问题。如果我们在研究问题时，试图粉饰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的歧视问题，那么我们的研究已经偏离了方向。”
一些新的数据即将出炉。CGS希望在今年获得关于选择继续STEM博士学业的、来自21个学院的少数族裔群体的财政状况的原始数据，作为研究这些学生结业率资料的一部分。今年秋季，受美国教师退休基金会（TIAA-CREF）资助，CGS将发起一项旨在衡量来自15所大学的研究生理财智商水平的研究。CGS的Daniel Denecke说：“这项研究有可能为AIR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供答案，此时此刻，我们掌握的资料还不够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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