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鸿烈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3-11-12 9:2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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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鸿烈院士:我深深眷恋的青藏高原
 
■孙鸿烈
 
1976年,我们在阿里考察时,几乎每天都要爬到海拔6000多米的地方,这样才能看到海拔高度变化后自然条件的变化。那时每走几步都要停下来喘几口气。晚上宿营,也是在海拔5000多米的地方,几乎每晚睡觉都头痛。即使夏天也很冷,晚上小河都结了冰,每早用棍子或石头把冰砸个窟窿,再把冰水舀起来。水太凉,我们基本都不洗脸,胡子也不刮,甚至连牙也不刷。
 
吃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我们规定科考人员轮流做饭,不管是队领导,还是一般科研人员,每人一天。只有司机不做饭,让他保持充沛精力开车。这样,做饭的同志就比较辛苦,不仅要早起,考察回来再累也要先做晚饭。不过中午这一顿就比较艰苦了,带什么到山上都冻成冰疙瘩了,所以我们只带从部队买的压缩饼干。一条5厘米长、2厘米宽、半厘米厚的压缩饼干,都很难吃完,太干了。如果能碰到藏族牧民的帐篷,他们总是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喝酥油茶,吃糌粑,我们就把压缩饼干给他们的小孩,小孩吃着也很高兴。但是这种“巧遇”太少了。
 
交通也是大问题,在野外考察常常没有路,遇上过河时,选择不好,车一下就陷住了。有一天中午,我们陷到了河中间,河底都是沙床,非常厚,越发动车越往下陷,后来大半个车轮子都陷下去了,车上带的垫车的木板已无济于事。天黑了,我们只好在河滩上睡觉,等第二天早晨河滩冻住了再设法推车。我们睡觉时河滩已冻硬了,就将三角形的帐篷支在沙滩上睡觉了,无法做饭,连晚饭也没有吃。等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我们都陷下去了。原来沙子在我们身下都热化了,每个人都睡在一个坑里。因为有帐篷底子包着,所以还不至于让水泡起来。
 
虽然条件非常艰苦,每个队员却都保持了乐观的情绪、昂扬的斗志。因为青藏高原未知的东西太多,有了新的发现以后,又想去追索现象的原因,作各种理论上的推断,然后又想去搜索更多的资料,再判断。就是在这种循环往复中,给予每个科研人员吸引力和推动力,拿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驱动力,使得我们几代科研人前赴后继!
 
这几年青藏高原的考察在业务上收获是很丰富的,考察队把西藏自治区从东往西,由南向北,像梳头发似的梳了一遍。但由于这个地区地域辽阔,交通不便,我们还不敢说对那里的资料已收集得很完整,对它的规律已摸得很清楚。总的来说,还是收集了相当丰富、系统的地学、生物学方面的资料,同时对这些现象的形成、分布演化规律,作了初步探讨。
 
1977~1979年,我们集中3年总结,宗旨是整理一套系统的西藏资料,像百科全书一样,对西藏今后的建设和研究都是最基础的资料。比如《西藏植物志》是一种,但分5卷出版。每种植物有一段描述,分布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特点,哪些是我们新发现的,等等。全套书完成,已是80年代了。这套书使西藏第一次有了系统的、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虽然谈不上很高的理论水平,但是第一次对西藏这个地区有了科学阐述,还是很有价值的,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79年,我们酝酿开个国际科学讨论会,请刘东生先生任秘书长,我任副秘书长。听说中国要搞一个青藏国际讨论会,国际上反应强烈,很受欢迎,来了许多非常知名的科学家,很多长期搞喜马拉雅研究的科学家都来了。
 
这次研讨会的成果虽然只是填补空白的工作,但外国人长时期进不来,他们很想知道青藏内部的东西。我们拿出的这些研究成果,向国外科学家展示,引起了轰动效应。
 
由于20世纪80年代初我就到中科院院部去工作了,不能再参加像70年代那样长期的野外考察了,但是我从未间断过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几乎每年要去一趟。可以这样说,青藏是我成长的摇篮,她不仅让我收获了科学成果,锻炼了我的管理能力,尤其是使我养成了跨学科综合思维的习惯。
 
青藏高原研究现在已经深入到理论研究的阶段。在首席科学家姚檀栋院士的带领下,一批高水平、高素质的年轻人正利用最先进的技术设备和最前沿的科学理论,活跃在青藏这个大舞台上。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摘自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所史与创新成果展》)
 
《中国科学报》 (2013-11-12 第6版 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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