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国涌 来源:新京报 发布时间:2013-1-29 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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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许良英先生: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

    许良英(1920年5月3日-2013年1月28日)生于浙江省临海市,毕业于浙江大学,为中国知名物理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曾翻译《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三卷本、1979年)。

 

新京报漫画/师春雷

 
2013年1月28日13点25分,许良英先生在北京海淀医院去世,终年93岁。从这一刻起,我知道,我永远失去了敬爱的许先生,中国永远失去了许先生!
 
1920年5月3日许先生出生于浙江临海括苍山下的张家渡,1939年考入浙江大学物理系,从广西宜山到贵州遵义、湄潭,在辗转流徙中完成学业。他在专业上显示出的天分和特质,深受王淦昌教授的赏识,他却一心从科学转向革命,历尽艰辛寻找中共地下党,终于在1946年如愿以偿。他因王淦昌之召回浙大物理系任教,并秘密领导浙大乃至杭州的学运。上世纪50年代初他调到中国科学院后,想摆脱政治,回到科学研究当中,1956年出版了《科学与社会主义》。未料1957年风云突变,并没有“右派”言论的他,却因为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了中科院第一个右派,回故乡种地二十多年。
 
从1962年起,他在农村的煤油灯下编译了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1977年起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出版,影响了几代人。1979年,他的“右派”身份获得改正,他重回中科院,从事科学史研究,主编了《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被金克木誉为“题为简史,实是大书”。1980年他为中共中央书记处“科学技术知识讲座”第一讲《科学技术发展的简况》起草的讲稿,率先提出“科学和民主是现代社会赖以发展、现代国家赖以生存的内在动力”的论断。从那时起,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倡导民主、科学、人权。在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五年,他与妻子、历史学家王来棣先生合作,研究、撰写《民主的历史和理论》,书还没有最后完成,而先生已撒手而去。
 
比许先生的研究、著作更重要的是他留下的思想和人格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都是中国社会直言不讳的象征。他多次说,竺可桢校长为他母校浙江大学定下的校训“求是”就是“排万难冒百死以求真知”。他在竺可桢时代的浙大校园前后学习、工作、生活十一年,深受“求是”学风的熏陶,奠定了严谨、踏实、敢言的人生底色。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仅要做好专业工作,而且要关怀社会,承担社会责任。
 
徐先生不仅是爱因斯坦精神的传播者,更是践行者。他念兹在兹的是爱因斯坦的名言:“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他一次次地挺身而出为民族鼓与呼,秉承的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他说真话,求真相,做真人,无畏无惧,他却多次淡然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学习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的那个小孩”。明代不怕“灭十族”的方孝孺就是他家乡台州人,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称之为“台州式的硬气”和“迂”。许先生一生有三十多年在台州度过,台州地域文化对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他以台州人的“硬骨头”而骄傲。
 
在他身上还体现了深刻的反省精神,他自称一生有过三次大的转折,起初即使成了“右派”,他还真诚地相信过亩产十几万斤的神话,甚至认为“文革”也是必要的。直到1974年目睹后才开始醒悟。从那时起,他不断自我反省,批评曾经的错误,最后彻底否定了过去的盲从与迷信,回到民主与科学,回到启蒙的立场上。在他看来,启蒙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必将是漫长而曲折的。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始终怀抱乐观的心态。所以,他对丑恶现象的评判从来毫不留情、犀利无比,却始终目光平静,他经常对人说,要有平常心,做平常人。
 
许先生留下的这些遗产如磐石般安定在地,他的离开决不是他精神生命的结束,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傅国涌(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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