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元九 1920年1月出生，安徽来安人。陀螺、惯性导航及自动控制专家，我国自动化科学技术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56年回国，先后任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副所长。1968年调航天工业部门工作，历任研究员、所长、总工程师等职。长期致力航天工程控制问题的研究，参加和领导多种航天器控制系统和导航系统的研制工作。
在今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元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
■本报记者 郝俊
神舟飞天，嫦娥奔月，天宫升腾。
人们无法忘记那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世人把掌声献给发射场，献给英姿飒爽的航天员，献给日夜奋战的航天科技工作者。
举世瞩目的成就中，有这样一位老者的身影，却在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他就是那个新中国成立后冲破艰难险阻回到祖国怀抱挥洒热血的神州赤子，我国航天事业的奠基人、惯性导航巨擘陆元九。他的名字，深深烙印在中国航天史上。
远渡重洋
抗日战争炮声隆隆的1937年，17岁的陆元九考取中央大学，逆江而上抵达学校新址“大后方”重庆报到。从同乡口中得知学校新设“航空系”，不仅所学为国际前沿，将来还有出国学习机会，为长久计，陆元九果断选择就读该系发动机专业。
烽火硝烟中求学，年幼时便目睹日本军舰耀武扬威的陆元九用功苦读，望能早日成才、报效祖国。
作为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招收的首批本科生，陆元九和他的同学们是中国本土第一批系统学习航空技术的大学生，此后均颇有建树。毕业时，陆元九留校任助教，为出国作准备。
直到1943年，国民政府恢复因战事中断数年的公费留学生招考，以“帮助美国工作”为名招收的一批半工半读青年中，陆元九才得以入选，然而当年却未能成行。几经波折，这批留学生最终于二战结束前夕的1945年8月起程赴美。
当时，二战期间日军在太平洋密布的水雷尚未完全清除，陆元九的赴美之路只好选择印度洋和大西洋航线，环绕大半个地球，在风浪中煎熬近一个月，最终从纽约登陆美国。
分配到麻省理工学院后，陆元九没有选择驾轻就熟的发动机相关专业，他觉得既然到了美国，就要学到些新东西。他了解到，被赞为“惯性导航技术之父”的德雷伯教授在航空系新创仪器学专业，喜欢挑战的陆元九自然不想放过。
二战期间，惯性技术已在航空、航海领域广泛应用，惯性导航则尚处于萌芽阶段。德雷伯力主将自动控制理论和方法应用于惯性测量技术领域，依靠控制技术来提高惯性测量系统的精度。美国政府看到这项技术十分关键，将其列为重要的军事研究项目。
经过努力争取，陆元九成为德雷伯门下该专业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
归途漫漫
在今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园里，不知还有多少中国年轻学子知道，这里曾有一位他们的前辈，获得了世界上第一个惯性导航博士学位，让美国同行刮目相看。
然而也正是因为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博士学位，让陆元九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1949年，29岁的陆元九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后被麻省理工学院聘为副研究员、研究工程师。
他后来得知，学校让陆元九留校，是准备安排他从事保密性较高的工作。美国政府施压，让学校动员他“升级”为美国公民。
陆元九心知肚明，拿了公民证，就意味着一家人无法轻易回国了。在异国漂泊的他，虽归心似箭，却因当时战后的特殊政治原因，久久未能如愿。
为了减少回国阻力，陆元九开始主动远离敏感的工作领域，先是调往麻省理工土木系的一个研究室，后来又离开大学，到福特汽车公司的科学实验室进行民用科技研究。
1955年的一天，邮局公告栏中的几行中国字让陆元九看到了希望。公告中说，在美国的中国人包括留学生，自愿回国的现在可以回去，如有困难，可找印度驻美国大使馆接洽……
一年后，陆元九一家终于登上了返回祖国的轮船。23天后，一家老小抵达香港，走过罗湖口岸的九龙关口，身后的铁门“哗啦”一声关闭，这成为陆元九一生中永远的记忆。
11年游子的生活，终于结束了。
几经辗转，陆元九抵达北京。早已在站台迎接他们的父母和兄弟姐妹一大家子，相拥而泣。自1937年离家赴重庆读大学起，陆元九与父母一别就是19年，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其间他与家人几度全无音信，生死未知……
后来说起回国的选择，陆元九并不认为是人们惯常所说的思想境界使然，他只是有自己至为朴素的想法：自己是中国人，回去给中国人做点事情；近20年没回家，应该回去看看父母；孩子逐渐长大，希望将来别再像自己那样受歧视。
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陆元九耳目一新，建设祖国的远大抱负催人奋进。回国后不久，他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参与筹建自动化研究所。
1958年，毛泽东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陆元九大胆提出，要进行人造卫星自动控制的研究，而且要用控制手段回收。这是世界上首次提出“回收卫星”的概念。与此同时，我国第一个探空火箭仪器舱模型在陆元九及其同事手中诞生。
负责多项工作的同时，陆元九将自己在陀螺、惯性导航方面的所学所得编撰成书。1964年出版的著作《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上册）》出版，成为我国惯性技术领域最早的专著之一。
为自己的祖国工作，再苦再累，陆元九也满心快乐。然而，如同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命运，陆元九也无法逃脱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的事业也陷入停滞。
“美国条件那么好，你干嘛还回来？不是做特务是做什么？”“文革”中，造反派臆造出一顶“特务”帽子，戴在陆元九头上。一开始，陆元九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据理抗争，后来实在无法忍受，或沉默以对，或任由指责。
整整12年间，他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最令他遗憾的，不仅仅是失去的时光，还有抄家时遗失的《陀螺及惯性导航原理（下册）》宝贵手稿，损失无法挽回。
认真的“怪老头”
那个年代的知识分子，无法忘记1978年3月，他们迎来科学的春天。
随后，58岁的陆元九调入航天工业部13所任所长。步入花甲，他没有过多怅然若失的感慨，只是一心想把“文革”中失去的时间弥补回来，拼命工作。
在他的努力下，国家批准建立了惯性仪表测试中心，为我国惯性仪表研制打下坚实基础；中国航天先后开展了静压液浮支撑技术等预先研究课题以及各种测试设备研制。
在陀螺与惯性导航技术科研一线工作5年后，陆元九开始更多从事项目评审、成果鉴定、故障分析和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工作。
严格，是与陆元九共事过的人，对他的一致评价。
航天工作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对质量、安全的极高要求。陆元九常说：“对上天产品，99分不及格，相当于零分。100分才及格，及格了还要评好坏。”
这种严格，甚至体现在科研管理的每一个细节中。他要求大家开会准时到会，来晚的人就站在外面，说明迟到原因才能入座。
陆元九并非苛刻，他深知航天无小事，航天人如没有事事认真的精神，很难扼住失败的命运。
1996年，我国“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失败，点火后2秒，火箭发生倾斜，飞行20秒左右坠落焚毁。这次灾难性的事故，使中国遭受巨大损失。
为了尽快找出故障、查明原因，76岁高龄的陆元九临危受命。他身先士卒，不顾年事已高连日工作，两三天不睡觉是常有的事。大家都说，没有陆先生的认真精神，不一定能把问题查得这样仔细、彻底、清楚。
每次参加技术问题讨论，陆元九总要说，自己是外行，先要向别人学习，遇到不懂的地方就要虚心询问，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认真”二字。
对于陆元九的认真劲儿，也有吃不消的人，说他太厉害，不敢接近。甚至有人觉得他是个“怪老头”，脾气倔强，有时不给人留情面。更有人以为他是大人物，地位高所以架子大。
有人问他，为何那么大脾气？陆元九说：“大学念书时，脾气大的问题不突出。在国外时，脾气渐渐大起来。那时候受外国人欺负，明明你做得对，他硬说你不对。那时候就怕被人欺负，所以个性很强，脾气不好，吵嘴、对骂都干过。”
的确，无论对什么人，他都敢发脾气，哪怕面前是个领导干部，他也不怕。这让他在“文革”期间吃了很多苦头。他说，回国应该把这个毛病改过来，但当时没有人指点，“文革”中“接受教育”，才学会了忍耐。
人说六十耳顺，陆元九也认识到自己个性极强的问题，他后来也有反思，说自己“脾气大，不是耐心不耐心的问题，而是不尊重别人”。
其实，也正是如此鲜明的个性，才书写出陆元九的人生传奇。
2003年非典期间，陪伴陆元九一路风雨的老伴生病，出现脑萎缩。看着病痛中的爱人，陆元九焦虑难眠。有段时间，他的安眠药使用量达到正常值四倍，各种办法想尽也无济于事，仍彻夜无眠。
医院中偶然碰到的心理专家跟他说：“生病的人，并不像一部出了毛病的机器，你们搞技术工作的人，想靠外力修机器的办法来治心理上的疾病是不行的。”
医生教给陆元九一些精神放松的办法，经过半年的“谈话治疗”，更换药物，陆元九完全康复了。那以后，同事们都感到，陆元九更加乐观、豁达了。2005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运动会上，陆元九获颁“返老还童奖”。
2010年，陆元九迎来九十华诞，学生们从全国各地跑来给他祝寿。有人惟妙惟肖模仿陆元九当年上课时的动作和表情，有人写出祝寿诗，也有人这样表达对他的敬意：陀螺这个关键的航天器件，在我们心中成为了一个性格独立、脾气倔强的活生生的生命。
《中国科学报》 (2013-01-11 第6版 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