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佳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6-14 8:46: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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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信和院士:接地气须“投桃报李”
 
■本报记者 丁佳
 
作为中国科学院沈阳分院院长,物理化学家包信和算得上是中科院里最“接地气”的院士之一了。
 
“中科院各个分院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院地合作,我在沈阳分院工作这些年,对科技与经济‘两张皮’这个问题的感触还是比较深的。”包信和说。
 
近年来,包信和带队跑遍了全国各地,河南煤化集团、扬中市科技局等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也纷纷慕名而来,就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等问题与他达成了多项合作与共识。
 
360万,让成果走出实验室
 
在今年的两院院士大会开幕式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发表重要讲话时,特别提到了甲醇制烯烃的工业化应用问题。
 
早在1981年,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就将甲醇制取低碳烯烃过程列为其重点课题之一,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攻关,并于上世纪90年代初完成中试实验,为中国实现“煤代油”的梦想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然而吊诡的是,墙内开的花却香不到墙外。此后的十几年里,这项技术被“困”在实验室里,一直没能实现工业上的应用。
 
“2004年,大连化物所下了很大的决心,加紧了与相关企业的联系,决心把工业化的进程向前推进。”包信和回忆说。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的甲醇制烯烃项目处于世界科技前沿,但仍处于实验室阶段,需要进行工业性试验。如果陕西帮助他们完成工业试验,即可提高陕北优质煤的附加值。”同年4月,陕西省政府听取了其经济顾问的建议后,决定由陕西国有企业出资,和大连化物所一起完成工业性试验,然后在陕西建设大型工业化装置。
 
2004年5月,陕西省投资集团公司副总经理拜访大连化物所,顺利解决了工业化试验所需要的360万元经费。
 
“与企业结合后,2008年起这项技术就开始转化了。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没有企业参与,这个项目可能就不会有今天。”包信和感慨地说。
 
这段故事后来成为中科院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典范之一。然而,包信和觉得,如果这一类工作能“推进得更快一些,更好一点,就能在社会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院士进央企:效率如何提升?
 
“科学家手里有技术,企业对技术也有需求,剩下的就是成果转化中的体制问题。”
 
对于这个“体制问题”,不止包信和一个人在思考,中科院院士、厦门大学教授焦念志也一直在想办法。
 
“央企有着足够的影响力和显示度,院士应当走进央企,帮助它们解决可持续发展、效益与环境等问题。”焦念志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以焦念志本人正在推动的海洋增汇工作为例,碳汇的开发需要在海洋中搭建一个平台,但仅凭中科院一己之力很难实现。而诸如中海油这样实力雄厚的央企,搭建一个价值几亿、几十亿元的石油平台并不是什么难事。“院士到央企去,既能为他们服务,解决问题,也能利用央企的基础设施提升科研能力,在国际上独树一帜,把更多科学家吸引过来。” 焦念志说。
 
但焦念志也表示,在院士们进入央企之前,双方对接的方式有必要进行创新。
 
有一次,焦念志在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一家企业的技术人员主动找到了他,就一些问题向他请教。经过交流后,对方对焦念志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但同时表示“不敢向上级汇报”。
 
“一些大企业其实官僚气较重,等级森严,这些技术人员甚至很难有机会见到领导,更别提说服领导了。”焦念志坦承:“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双方对接的效率十分低下,很多时候难以取得实际的效果。”
 
为解决这个问题,焦念志建议由中科院组织院士群体,以公对公的形式与企业进行对接,把企业领导请出山,让他们亲自了解情况,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院地合作:一种可借鉴的模式
 
今年初,包信和等人赴山东商讨推进深化院省合作的事宜,并到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进行调研。
 
作为中科院第一个在地方以省级名义建立的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平台,中科院山东综合技术转化中心自2008年成立以来在高科技人才的引进、培养、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高层次创新平台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截至2010年,中科院所属单位在山东省共建了21个技术开发平台和产业化基地,7个产业战略联盟,171家科研单位,专家439(人)次来山东省开展合作交流活动,与全省17个市的2690多家企业进行对接交流,签订技术合同或协议58项,达成合作意向近200项。据不完全统计,2010年度中科院与山东省企业的合作项目中有206个实现规模生产,完成销售收入173.8亿元。
 
这样的组织架构也成为中科院院士专家们服务地方科技经济发展的一种可复制的成功模式。近10年来,中科院相继与地方政府联合,成立了中科院北京国家技术转移中心、上海国家技术转移中心、河南省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唐山高新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嘉兴应用技术研究与转化中心等机构,越来越多的院士正在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更便捷地为地方服务。
 
焦念志说:“其实科学家没有什么特殊的需求,我们做这件事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只是,对接的问题一定要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好。”
 
《中国科学报》 (2012-06-14 A3 院士大会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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