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6-11 8:5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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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学者李大光:我们距科学文化社会有多远

 
■本报记者 洪蔚
 
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越相信科学?这是一个看似不难回答的是非选择题。然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鲍威尔的科学文化调查中,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却折射出科学在不同社会的发展进程与途径。
 
几年前在欧盟的资助下,马丁·鲍威尔进行了科学文化指标建构和有效性的实验性调查。他的调查最有意义的是首次对两个不同的社会进行了对比研究。
 
马丁·鲍威尔的调查,在欧盟与印度发放了共5万多个有效样本。其结果显示,对“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越多越相信科学?”的设问,这两个不同的社会,给出了完全相反的回答。
 
马丁·鲍威尔的科学文化社会调查内容,总结起来有4个要点:公众知道的科学知识有多少;是否持续对科技感兴趣;公众对科学理性怀疑的指数;参与的能力与欲望。
 
在理性怀疑指数的调查中,鲍威尔发现,在欧盟的调查对象中,科学知识了解得越多的人,对科学越持有怀疑态度;而印度恰恰相反,在印度公众中,掌握科学知识越多的人就越坚信科学。
 
“马丁·鲍威尔经常到中国来访问,我和他多次就科学文化传播问题进行交流。”我国科学传播学者、中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李大光说,“他的实验虽然没有在中国进行,但其耐人寻味的调查结果,值得中国学者深思。”
 
在李大光看来,这种差异缘于科学在两个社会中不同的发展历程与进路。
 
“现代科学起源于欧洲,几百年间,欧洲现代文化在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一系列反思、讨论与争议的思潮中成长起来,现代科学的成长也不断地经历着反思、讨论与争议。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理性怀疑精神的科学意识,成为公民意识的一个组成部分。”
 
印度则不同,“对印度来说,科学是外来文化,在其社会中占主流的是本土宗教文化”。
 
按照国际公认的标准,所谓科学文化社会,最重要的衡量指标是,大众文化中所包含科学要素有多少。
 
“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李大光说,“在我们的本土大众文化中,科学要素几乎为零,对我们来说,构建科学文化社会,也不是仅仅靠知识的普及就可以实现的。”
 
李大光从上世纪90年代起负责我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的核心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近些年在中科院研究生院进行科学传播的理论研究与教学。
 
在他看来,我国公众在一些“科学事件”面前表现出的盲动行为,比如2003年SARS事件中的板蓝根风波,2010年福岛危机中的抢盐风潮等等……其背后深层原因之一,就是理性怀疑精神的缺失——在有些事情上,公众盲目地坚信,而在另一些事物上则盲目否定。
 
“尽管我们从来没有正规地进行公众对科学理性怀疑指数的调查,但这样的事例却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
 
长期从事科学传播实践与理论工作,李大光接触过很多地方上的科技官员,有一个经历让他印象深刻。一次,当他对一位官员解释说,发展科技不能盲目,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可以带来好的结果,也可能带来灾难时,这位官员当即用不可思议的惊异眼光注视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科学呢,科学怎么会不好!亏你还是中科院的教授!”
 
“这种对科学的非理性态度,在我国公众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李大光说,“以往我们进行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片面地强调了知识的普及,而对持续兴趣、理性怀疑精神、参与的能力与欲望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以这三个指标衡量,我们距科学文化社会更是相当遥远。”不久前李大光进行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公众表示有意愿参与科学决策,“而问题是,他们从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
 
如今,李大光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模拟欧洲科学共识会议,对科学问题展开讨论。共识会议,是西方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手段。上世纪60年代产生于美国,目前在丹麦等国已经形成一种制度。
 
共识会议在形式上借鉴了西方的司法制度,在科学议题的决策中给了公众应有的参与权利。“它解决了科学事务由谁来决定的问题。”李大光解释说,“由科学家?科学是科学家的饭碗,单纯由科学家进行科学事务的决策,不可能公正、客观。”
 
在共识会议上,来自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公众组成一个类似陪审团的小组,在会议上听取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对科学问题的阐述与辩论,最终由陪审团作出决策。
 
目前在很多欧洲国家,共识会议并没形成国家制度,但很多国家的NGO组织,会就重大科学事务组织民间共识会议,并将会议结果提交科学决策部门,以供其进行决策参考。
 
“科学文化社会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一种平衡的力量,这是一种理性的平衡。”而在李大光看来,这种平衡在我国远未建立起来。
 
“我国的公众没有参与科学的渠道,也没有对科学持续了解的机会,进而影响参与科学的能力。”
 
从科学文化社会的四个衡量指标看,李大光认为,其间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掌握一定的知识,并持续对科学感兴趣,有参与的能力与欲望,才可能形成理性的科学意识。
 
从上世纪90年代起,英、法等国盛行“科学咖啡馆”,如今全世界共有400多个。在科学咖啡馆定期组织科学与公众的交流活动,为公众提供一个持续了解“科学家在做什么”的稳定机会。
 
这样的科学咖啡馆,目前在整个亚洲,只有日本开办起来,前些年在我国有所尝试,但从这两年的情形看,尝试并没有取得成功。
 
“我国公众持续了解科学的渠道非常有限。”李大光说,“我们的科技新闻只报道国家层面、无可争议的重大科技成果,几乎从不涉及科学的曲折进程、争议等内容。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科学意识很难形成公民意识的组成部分。”
 
不久前,十七大提出促进文化繁荣的命题,很多科学界人士对科学在文化中的缺席表示出忧虑,在采访中,李大光对此也提出了疑问:“和印度一样,我们的本土文化、大众文化中包含的科学要素非常有限,如果在推进文化建设的同时,没有突出科学的命题,我们会不会离科学文化社会越来越远呢?”
 
目前,李大光正研究、设计一套新的公民科学素养调查体系,他力图在这套新的体系中,强化公众科学意识和科学精神的调查与研究,以期通过新的调查,找到缩短与科学文化社会的差距的途径。
 
《中国科学报》 (2012-06-11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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