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洪蔚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12-5-7 8:4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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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科学史学家戴念祖:如何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

 
■本报记者 洪蔚
 
不久前,围绕“取消研究生毕业应发表论文的规定”的呼吁,在教育界引起广泛讨论。
 
目前,我国有400多所高校具有招收硕士研究生的资格,在校硕士生有126万多人。支持者们表示,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大学生和研究生数量急剧增长,不可能每所高校、每个专业都能培养出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社会也不需要这么多学术型、研究型人才。
 
但也有人担心,取消了发表论文的硬规定,拿什么来保障研究生的质量?清华大学教授、中科院外籍院士姚期智在《中国科学报·思想周刊》刊发的《科学家与科学之路》一文中,指出很多科学大家的学术奠基性工作,往往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就开始了,“研究生论文可能成为最杰出的科学贡献之一”。
 
同时,目前我国研究生写论文难,是一个延续了多年的老问题。日前,《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了从事研究生教育多年的科学史学家戴念祖,他从历史经验和自身经验两重视角,提出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在这个目标下,我们要对目前的研究生教育,从方式方法上、从观念上进行一定的改变。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评价目前研究生论文的总体水平?
 
戴念祖:现在各高校面临的问题基本一致:研究生的总体质量,比10年、20年前同等学位学历呈下降趋势。进入前沿学术水平的研究生论文很少,学位论文选题不新、水平不高;很多论文甚至在写作上完全不符合基本要求,在文法、逻辑上存在严重不足,有些论文甚至连标点的使用都不符合基本规范,竟然通篇文字“一逗到底”。目前个别院校甚至提出,研究生拿满学分即毕业,连毕业论文都可以免作,这种做法不仅不恰当,而且使研究生缺失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学术训练过程。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导致研究生总体质量下降呢?
 
戴念祖:从毕业论文的选题上看,老师带的学生太多是原因之一。带的学生多了,导师的精力有限,不可能拿出足够的选题。于是有些毕业生尽管论文题目不同,但内容基本相似。
 
从研究生教育观念上看,我认为,目前某些理科研究生的课程太多太重。这与中国人对待子女成长的传统观念相关。中国人生怕下一代错过了什么,在未来的成长道路上会吃亏。这种观念投射到教育上,就是填鸭式教育——尽可能教给学生更多的东西。研究生教育也是这样,课程太多,使学生在头两年疲于应付功课,无暇考虑科研和学术问题。两年课程结束,又面临求职问题。研究生最后一年,本是写论文的时间,而由于就业压力大,大量时间忙着奔波求职,几乎没有时间写论文了。
 
中国科学报:在这种局面下,你认为我国的研究生教育是否应该作些调整,应该朝什么方向调整?
 
戴念祖:如何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是我们当前应该考虑的重要问题,这也是时代的要求。
 
首先应该强调的是基础教育。从历史上看,192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成立招生,叶企孙担任系主任,他也是我的老师。当时开设的物理实验课程——初等物理实验,这是最基本的物理实验课。在40多个基础的实验中,学生学到了物理实验的基本法则,从而培养了像王淦昌、钱三强、王大珩等一批杰出的科学家。
 
我认为,在重视、强调基础课程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研究生课程太多的现状,应该规定最低学位课程。早在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曾针对当时大学开课过多的问题,专门召开了讨论会。讨论会的召开背景也是因为当时的大学开课太多,反而导致学生水平下降。在这次讨论会后,从制度上规定了数、理、化高等教育课程的最低标准。在这个标准之外的课程,需要得到特别的批准才可以开设。
 
一个学生毕业后,未来的学习道路还很长。不能要求在一两年里,把未来所需的知识都学深学透。我们说博士毕业,似乎就结束了学习生涯,而英文中博士毕业——commence doctor,是指刚刚开始博士生涯,这种观念的不同对研究生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我认为,研究生阶段,应该把基础学好,以后在研究中遇到问题,应该随时可以继续学习相关的知识。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一个研究者有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后,再有目的地回去学习所需的某种知识,往往可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通过这些年的实践和思考,我认为要培养出素质全面、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还有很多学科以外的工作要做。
 
中国科学报:请你具体讲讲培养素质全面、有创新精神的人才,还应该有哪些要求。
 
戴念祖:首先应该加深国学与理学的培养。理科生应该把国学当做必修课之一,文科生应该把科学概论当做必修课之一。
 
前些年,我在美国参加国际会议时,亲身经历了一件事。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为了欢迎中国学者,用中文写了一个横幅:“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有点国文功底的都知道,这里“说”是“悦”的通假字。而当时一位理科生就真的不知道,问我:“说什么?”
 
而现在的文科生,很多人不知道相对论的概念,不懂什么叫“量子”。我接触过一位文科生,居然认为相对论是“左”“右”相对。
 
本国的经典著作对一个成功科学家的成长非常重要。举个例子,1946年李政道被大物理学家费米破格收入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之前,芝加哥大学的招生人员问他:“你读过什么经典著作?”李政道说:“中国经典算不算?”招生人员想了想说:“算!”李政道说:“《论语》、《孟子》、《庄子》……”“很好!”这个例子说明,经典著作对科学家的成长有着重要的意义。
 
其实,经典著作也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剂”。“两弹一星”的科学先驱,很多都熟知国学经典。在“两弹一星”任务最紧张、最艰苦的时刻,于敏、王淦昌等人曾一起背诵《出师表》。在那个时刻,文化的共鸣和凝聚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30年代时,国际上曾派出了“国联教育考察团”考察中国的教育。这个由国际知名科学家、教育家组成的考察团,在考察了北京、南京、上海、保定等20多个城乡后,给当时的国民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中国教育的改进》。其中写道:“关于中国教育所发生的根本问题,不在模仿,而在于创造与适应。新中国必须振作其本身之力量,并从自身之历史、文献及一些真属国有之国粹中抽出材料,以建立一种新文明。此种文明,非欧非美,而为中国之特色也。”
 
这一建议,现在看来,依然是真知灼见,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如今科学已经走过个人、家庭、实验室的小规模阶段,越来越向着大组织、大团队规模行进,其组织规模甚至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在这种科学规模的壮大中,培养下一代科研主力军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有团队精神的科研人才。因此,在研究生教育阶段,也要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特别是目前大多是独生子女,从小在父辈、祖辈的溺爱下成长,很多学生没有团结精神,不知尊重为何物。因此,德智体不仅是中小学生的事。如果我们培养的科学家没有团结精神,将很难适应当今和未来的大规模化的科研体系。
 
在采访结束的时候,戴念祖引用了我国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思问录》中的文字:
 
“人才之美者,好学、力行、知耻也。”
 
“学问、思辨、笃行,皆为之增益。”
 
“过去,吾识也;未来,吾虑也;现在,吾思也。”
 
在戴念祖看来,应以这一目标衡量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调整我国研究生教育思想与教育方式。我国下一代科研主力军,也应该是拥有这种素质的人才。
 
(戴念祖系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中国科学报》 (2012-05-07 B1 思想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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