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冲 来源:中国青年报 发布时间:2012-5-3 9: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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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群院士:当前公众科学热情不高该怪科学家

林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我国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科学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经费。科普教育还要依赖大科学家。当年华罗庚做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我做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这就是差距。
 
——中国科学院院士林群
 
第八次中国公民科学素养调查显示,2010年我国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民比例为3.27%,仅相当于日本、加拿大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问题,已经在社会上引发多次讨论。有人将这一原因归咎为应试教育体制问题,有人认为原因是人们普遍忽视科学的重要性。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林群,在近日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当前公众对科学热情不高,不怪公众,都是我们科学家自己造成的。”
 
作为数学家,林群院士从事科普教育近20年了。他做过微积分连环画,出过微积分读物,有过多次微积分普及讲座,开过微积分博客,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微积分爷爷”。但他也有着深深的无奈,“每次我都满腔热情地去(做讲座),被泼冷水地回。”
 
中国青年报:您在上世纪90年代曾出过一本《画中漫游微积分——著名科学家谈微积分》,您怎么会想到要采用连环画的形式做科普?
 
林群:做科普时,我主张一定要把专业性知识降到最少。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曾说,真正的科学应该是“用看不用想”。我认为看图是最容易的切入形式,就像放电影,一张张胶片过去,就是一个个完整的故事,能让人们达到 “用看不用想”的效果。
 
中国青年报:您还记得自己画的第一幅作品吗?
 
林群:记忆犹新啊。上世纪90年代的一天,我随团旅游参观一棵古树时,导游说,它年年都在长高,但是树高怎么测量呢?有人说把树砍倒了再量,有人说爬到树上再量。我学过初中三角,立刻想到了可由斜率求树高,而不必砍树或爬树。这不就是微积分的基本公式吗?回屋之后,我立刻将这个故事写下来,并配上图画,后来还发表在《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上,有好几本教科书用了这幅画。中国科技大学数学系主任说,他通过这幅画看清了微积分的本质。从那以后,我就越发中意用这种方式来传授数学知识。
 
中国青年报:您还出版了《微积分快餐》、《微积分减肥快跑》等科普书籍,开设了“微积分博客”,并且到全国各大高校进行讲座。对于科普教育内容,大家的反应如何?
 
林群:反应很差,多数学生坐在后排,戴耳机或敲计算机,老师在前排也是应付应付,只有极少数真心地听进去。所以每次我都是满腔热情地去,被泼冷水地回。
 
我总结了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我从事的是数学科普教育。数学太难了,并且公式很多。英国物理学家霍金曾说:“有人告诉我,我在书中的每一个方程都会使这本书的销量减半,为此我决定一个方程也不用。然而,最后我确实用了一个方程,即爱因斯坦著名的方程E=mc2。希望这个方程不会吓跑一半我的潜在读者。”我也发现,我的博客中,如果是讲数学故事的文章,访问量很快上到几千。而一旦涉及数学公式,访问量一天只有几个。
 
其次,与许多人过于功利化的心态有关。我去做讲座时,有很多数学系的学生去听。但他们只喜欢听我讲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未来的可发展方向,这样就可以踩着别人的肩膀继续做研究,能有更多学术成果。跟他们研究与论文无关的内容,他们都不在意。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当下公众对于科学热情不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林群:现在很多公众对科学热情不高,不怪公众,都是我们科学家自己造成的。一方面,科学家们在心态上存在问题,有着长久以来的偏见与误解,导致现在致力于科普教育的科学家并不多,或者不敢去做,怕受嘲笑。很多人认为科普是不务正业、不学无术,没有创新性,是科研搞不下去了才去搞科普。甚至有人说“如果你继续搞科普,还有谁敢请你做讲座呢?”
 
还有很多人认为,科学家跟媒体记者沟通就是爱出风头,瞧不起跟大众接触的科学家。很多科学家都说,如果遇到记者打电话过来,就应该拒绝。他们认为记者就是胡来,科学家一定不能跟着瞎起哄。就这样,科学家把自己关在高高的阁楼里,很难与社会大众接触。
 
有些科学家还有一种很严重的心态:总觉得给大众讲授没什么意思,只愿与同水平科学家对话。好像全世界只有几个人知道,才更体现出我们了不起。
 
另一方面,一些科学家不懂得如何与公众沟通。交流传授的过程中,许多科学家有意无意地只用专业、枯燥的术语与公式,不善于把复杂深奥的科学问题通俗化、简单化,无法吸引广大群众,更别说让公众理解掌握了。慢慢的,公众对于科学的热情也就减少了。
 
中国青年报:很多人说现在从事科普教育的科学家不多,您怎么看待?
 
林群:我觉得,科普教育本应是科学家的天职,我们归根到底是需要将知识传给下一代的。
 
有些国家,有一种吸引科学家与大众双向交流的机制。科学家为了使社会了解自己正在研究的课题,会主动向公众宣传。为读者写科普文章,在一些科学家中成为惯例。科学家们都觉得有义务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因此也产生了很多世界级科普名著,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法拉第的《蜡烛的故事》、别莱利曼的《趣味物理学》等。这些书在国外几乎家喻户晓,影响着几代人的成长。
 
在我国,科学家们从事科普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与传统。例如,张里千的《正交法与应用数学》、华罗庚的《统筹方法》、吴文俊的《几何问题的力学证明》、张景中主编的《好玩的数学》、李大潜的《从欧拉的数学直觉谈起》、袁亚湘的《瞎子爬山法》等,都是很优秀的科普作品或演讲。而被评为中国好书之一的《十万个为什么》,也凝聚着中国老一代科学家的辛勤汗水及对科普事业的关爱。
 
谈到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数学圈子里做得最好的就是华罗庚先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华罗庚在报纸上写了很多数学普及的文章。他还曾到全国各地给几百万人做“两法”演讲——优选法和统筹法。有一次,我搭乘出租车。当司机得知我研究数学,立刻脱口而出:“哦,0.618。”这正是优选法里普及的黄金分割。短短一句话让我非常惊讶,也为“两法”的影响之深远而震撼。一个人能将数学的财富让这么多人分享,是十分了不起的。这也正是科普教育的魅力所在。
 
中国青年报:我们应该如何鼓励更多科学家参与科普呢?
 
林群:首先,是建立健全激励机制。中国的科研评价机制还不完善,仅仅以科研成果衡量科研成绩。而那些花了精力做科普的科学家的工作,无法量化评价,这就很难调动科学家从事科普工作的积极性。
 
以我为例,我虽然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关注科普教育,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但为了职称,我也只能到1993年评上院士之后,才能做这份自己喜欢的工作。
 
其次,是缺乏投入机制。我国的科研项目投入虽然很大,预算细到每一项具体工作上,但却唯独少了科普经费。目前科学家从事科普只是尽义务,很难申请到经费。
 
第三,现在很多年轻科学家没时间留给自己去思考。要到国内外各地到处跑,去听报告、参加会议。但科普工作恰恰需要静下心来思考与回顾。
 
中国青年报:您觉得下一步我国的科普工作该如何发展?
 
林群:恕我直言,科普教育首先必须由科学家来完成。一般人做科普有困难,他们很难让真理露出海面来,也很难把原创性的东西告诉大众。科学家作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者,有责任有义务承担起科普的重任。科普对科学家本人也有益,它能使科学家更好地消化和理解自身的专业。
 
不仅如此,科普教育还要依赖大科学家。当年华罗庚做讲座,全国有百万人在听,我做讲座就只有几十个人,这就是差距。同时,大科学家对于问题理解最透,也才有可能以最浅显易懂的方式传授给公众。这方面我也做不到。
 
中国青年报:通过近二十年的科普教育,您有怎样的心得?
 
林群:几年前,我把自己的一份科普演讲稿提前发给了北京四中、北京五中等学校200多个中学生。有一名中学生写信告诉我说,我写的东西他们看不懂,但他愿意帮我修改。后来,我索性把这个中学生请进了那次科普队伍。很多时候我不讲,而是让他替我讲,这样更有利于同龄人的理解吸收,效果更好。
 
我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我的科普教育能由动漫来实现,数学要能通过小说来传授。一位新当选的院士表示要写一本数学领域的《三国演义》,我很支持,但现在还实现不了。我真心希望全社会能多关注我们,与我们合作。
 
我花了20年总算完成了一门“微积分”。我打算再花20年,进行下一门类整理,那时候我也就100岁了。这项事业,靠我一个人是万万不能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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