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闻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量教育，可以看到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教育需求并不相同。教育不仅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也要引领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由此，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对教育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把教育作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个重要领域。下面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探讨当前我国教育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对未来教育改革的方向提出思路。
经济增长的未来趋势
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在其著作《经济成长的阶段》一书中，按照不同的经济形态，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作出了阶段性分类，大致可简化为传统经济社会和现代经济社会两个基本社会形态。对任何国家而言，由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迟早都会发生。
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传统经济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如农林牧副渔等行业，只能保证人们的基本生存而谈不上很高的生活质量，而现代经济则不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如现在的日本、新加坡、丹麦等国家，它们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但生活水平依然可以很高。
关键在于，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变，需有一个过渡，罗斯托称之为“起飞阶段”。经济发展处于“起飞阶段”时，整个社会将发生很多质的变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两点，就是产业结构的工业化和社会结构的城市化，衡量一个国家社会经济从“起飞”开始到完成的标志，也就是这两方面的变化过程。
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处于何种阶段？只有明确回答这一问题，才能看清楚中国教育的实际需求究竟是什么。罗斯托的理论给出了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此背景下，还需要深入考察产业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细致变化。
产业结构由人们的消费结构决定。从居民收入支出占比的角度来看，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重心将逐步从农产品过渡到工业制成品和服务产品，与此相对应，产业结构将经历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服务业经济的过渡。
从社会结构来看，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比例均在5%左右。从1950年到2005年，日本农业人口比例由50%降至2.9%，韩国由63%降至6.4%。而截至2011年底，中国大陆的农业人口比例首次低于50%，达到47%。这意味着，城市化是未来20年左右我们国家的核心问题，绝大多数的农民需要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
我国经济增长发展了30多年，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实际上，我们仍然面临着产业结构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和国际地位变化三方面的主要问题。
一个国家经济的“起飞阶段”大概需要经过多少年？以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亚洲四小龙为例，基本是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起飞”，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经济发展速度开始放缓，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完成了“起飞”。需要注意，这都是一些小国家的发展历史。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起飞阶段”需要经历50～60年，也就是说，还需要近30年时间来完成经济“起飞”。可以说，城市化是未来20年最重要的进程。如果要将我国农村人口比例降低到10%，意味着还有近40%的人口约5亿多人需要从农业生产中转移出来，按照当前一年2000万左右的转移量，需要25年，可知城市化依然任重道远。
教育面临的挑战
由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可以看出，教育需要解决的，也就是如何培养工业化人才，如何解决城市化过程中的教育需求，如何培养适应特殊国际化的经济、政治、法律等各方面人才的问题。在此背景下，当前中国教育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
第一，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农民工”是当前中国的一类特殊人群，实际上就是城市新移民，因为他们不会再回到农村生活。将其称为“农民工”，原因在于没有城市户口，但事实上他们已经在从事非农业生产和工作。
每年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不论从事工业生产还是服务业，都需要有基本的职业培训，国家对此要重视起来。国内目前的职业技术学院，其目标实际上并非培训农民工，而更多是面向未能考取大学的“城市人”。专门为农民工服务的职业技术学院，并不一定要修学位，但一定要有对其职业能力进行培训的过程。
职业技能教育属于公共投入，企业有时不愿意为此花钱，因为企业培养之后并不一定能留住人才。作为一种“公共品”，对教育的消费不能“排他”，由此职业培训教育常常是市场失灵的，企业也就不愿意进行教育投入。
另外，农民工参加培训还有“机会成本”，给参加培训者提供部分补贴，能够吸引更多农民工自愿参与。由此，如何提高整个社会的基本职业水平，是政府应当考虑的事情，但这一方面，并没有引起真正的重视。
第二，农民工子女的基础教育。目前的2.5亿农民工，他们的子女约有8000万。其中，约2000万随父母进城，另外6000万则与父母分居，留守在农村。农民工子弟的基础教育是否得到了妥善安排，是政府和社会必须关注的严峻问题。
随农民工父母来到城里的小孩，由于没有户口，得不到入学指标而上不了正规学校。可是，基础教育是最不能耽误，最不能等待的。另一方面，农民工子弟不应当受到社会的歧视，否则会因未能受到很好的教育而引发青少年犯罪问题。
对于留守儿童，由于长期与父母分居，而引发了父母与小孩双方感情缺失等问题，从而造成极端心理危机。留守儿童的基础教育，则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某些地方的小孩仍然需要走很长的山路去上学。如此，随着城市化的深入，将来如有5亿农民工，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又将如何解决？
第三，创新人才的培养。前3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我们的重大创新非常少，低端制造业可以跟着国外走仿造的路子，作一些小改进。今后，我国中小企业光靠“山寨”将越来越没有市场，其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创新引领。那么，为创新人才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制度，将成为当务之急。
第四，国际人才的培养。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重要，我们不光需要国际化的商业人才，能够参与国际事务或者在国际机构中任职的政治、法律等各方面人才都有极大需求。
改革与发展的方向
面对这些挑战，如何进行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作者认为可以着重从七个方面入手。
第一，政府在城镇基础教育的投入和改革。这意味着，政府不单要增加基础教育投入，还需要进行相应的体制改革。比如在入学条件方面，能否接纳农民工子女享有与城市户口拥有者子女同等的入学权利？对于基础教育，不能仅考虑受教育者将来是否能够成才，而应当看到教育对社会发展的长远影响。对于教育的投入，并非只有受教育者受益，而是能够使得整个社会受益，从而减少很多维持安全的成本。
第二，政府在职业培训方面的投入。目前，我们每年有近200亿元的职业技术教育投入，但方向有所偏差。职业培训不能仅为城市居民提供，而是要将培训覆盖面进一步拓宽。同时，职业培训不能以获取学位为导向，教育主管部门需要严格规制教育层次。以美国加州的公立大学教育体系为例，其第一层次是研究型的加州大学（UC），分布在全州的10个校区，以培养研究型人才和从事高端科研为主；第二层次是有近20个校区的加州州立大学（CSU），主要培养高级职业人才，规定最高只可授予硕士学位，不授予博士学位；第三层次是教学点遍布加州的社区大学（CC），入学门槛低，学费也非常低廉，其主要目标是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和进修。社区大学使得美国普通劳动者的素质达到了较高水平。可以看出，高等教育不仅仅需要培养研究型人才，还要在其系统中有层次的培养高级“蓝领”。
第三，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资源过度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由此造成了就业难、“蚁族”毕业生等一系列问题。资源分布不均的结果，最终造成了人才的浪费。在广东、浙江、江苏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有办学的现实需求，然而由于制度约束，高等教育却很难发展起来。需要看到，高等教育资源的均衡分布，同样是缩小地区差别的重要措施。
第四，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改变。特别针对本科教育，我们近年来作了很多改革的尝试，但仍然走不出“计划模式”。现代高等教育，应当以激发学生兴趣为核心。按照“计划模式”进行的高等教育，高校中的各个学院并不考虑如何吸引学生，无论教学水平怎样，生源都能够有保证。这种情况下，教师就不太可能会去激发学生的兴趣。在本科阶段，文理科结合的通识教育是学生发掘和培养兴趣的基础，而自由选择专业则是激发学生兴趣和创造力的保证。如果专业选择不是个人兴趣的结果，学生就会被各种社会概念所胁迫，去选择自己并不喜爱的专业，如此一来，也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创造力。
第五，高等教育体制的改革。一直以来，我国教育主管部分将大学分成重点、“985工程”、“211工程”、“二本”、“三本”等各个等级层次，这在体制上使得很多高校的发展受到制约，形成恶性循环。客观上的学校水平和层次，应当由社会评价决定。另外，高校的去行政化，其重点并非取消各层次的组织程序和人员的行政级别，去行政化核心应当是减少行政主管部门对高校的干预和高校的行政系统必须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第六，高考制度的改革。高考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才选拔的公平性，但不可否认，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学生的独特个性往往被抹杀。高考制度造成的影响，更多体现于对中小学教育的伤害，巨大的学习压力，使得很多中学生开始厌学。高考在解决公平问题的前提下，可以由高考分数来解决公立高校的录取和奖学金分配问题，与此同时，要探寻私立学校不完全依赖高考招生的现实出路。
第七，社会资源的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我们需要将更多的社会资源引导到教育领域。需要看到，教育不是投资，而是一种捐赠。由此，教育的发展需要发挥民办学校的力量，在提供良好制度保障的条件下，为民办学校提供与公立学校自由竞争的机会。
（作者系北京大学副校长、汇丰商学院院长。本文由本报记者郝俊根据作者所作讲座记录整理。）
《中国科学报》 (2012-04-09 B3 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