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现在需要思想吗？
我们简单梳理一下20世纪各个时期中国流行的口号，可以发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救亡图存！”
北伐：“打倒列强！打倒军阀！”
土地革命战争：“打土豪，分田地！”
抗日战争：“消灭日本侵略者！”
解放战争：“保卫胜利果实！”“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抗美援朝：“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20世纪60年代：“向雷锋同志学习！”
20世纪80年代：“振兴中华！”
这些口号在当时都是鼓动群众热情的最有力工具，简单、鲜明、有力，具有巨大的煽动力和凝聚力。可以说，这些口号是时代思想的提炼，是凝聚人们思想和行为的精神火炬。
当然，还有一些口号。例如：“讲究卫生”，“防火防盗”等，也有作用，但这些是与常识相关。
可见，口号是个好东西，但是，第一，要有倡导者的实际行动，第二，还要有思想，能够提炼和概括时代精神。
当今中国社会也有一些口号。例如：“建立和谐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等等。可是，现今的口号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热血沸腾？没有那种巨大的凝聚力？有些口号，例如：“反腐倡廉”之类，实际上则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口号与实际行为的脱节（有些官员上午还在做反复报告，下午就被“双规”），被人们嘲笑和不屑。
出现这样的情形，一方面，是提出口号的倡导者，即政府的实际行为让人们不信任，使人们感到这些口号没有任何实质意义，口号变成虚假的东西。另一方面，是这些口号缺乏思想的支撑，不能提炼时代精神。其实，一个口号的生命力，更在于它所体现的思想。例如：“向雷锋同志学习！”这是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而马克思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下，才展示出当时巨大的影响力。
一些有思想的语言，甚至从口头流传上升成为格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孔子思想的一种体现；“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是《老子》道家思想的一种体现。这些思想理论提炼出来的名句、格言，甚至经历几千年而仍然具有持久的影响力。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被称为道德金律。民间今天还流传一些儒家、道家思想的格言：“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知足者常乐！”等等。这些成为格言的思想，与倡导者的实际行为已经没有关系。从这一点来说，思想更是口号的灵魂。口号没有思想，就是空话、废话，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格言警句。
在今天我们提出的很多口号中，例如，“建立和谐社会”，为什么没有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影响力？这里缺少的正是思想理论的支撑。
从口号问题必然说到思想，而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是：中国现在需要思想吗？
当下中国处在改革和发展的关键时期，需要解决的问题非常多。很多问题，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都有共识。例如，我们要发展科学技术，要发展经济，解决民生问题，要应对可能的自然灾害，要发展教育，实现文化繁荣，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共识。甚至在体制层面进行改革，无论是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等等体制的改革，人们也有不少的共识。但是，现在人们似乎不需要思想，认为这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因此，我们政府的每个“五年计划”都涉及各个领域的发展、规划。直至今天的“十二五”的发展战略，有经济、科技、军事、政治、外交、教育，等等，但是，仍然没有思想建设的战略。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规划都是需要解决具体问题的办法，似乎不需要思想。用柏拉图话说，只需要“意见”，不需要关于真理的学问。
其实，中国当下最迫切需要的则是思想，需要一个与我们当下生活密切相关的活的思想，
不是枯燥的教条、僵死的主义、无用的废话、误人害人的空话。中国现实中的很多问题，归根结底，也与思想建设有关。因为，这也是中国社会问题的最上游的问题。上游的问题不解决，下游的问题层出不穷，无法根本解决。
二、中国当下的精神危机与思想建设
思想建设是中国社会发展所刻不容缓的课题。思想建设之于中国现实的极端重要性首先在于，思想建设是解决中国人当下精神危机的惟一方法。
中国是一个没有沒有宗教传统的民族国家，与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教、佛教等国家不同。中国古代的儒释道思想和理论，都与基督教、伊斯兰、印度教、佛教在这些国家的位置和作用不同。这是中国在世界上最与众不同的特点。现在世界上，除中国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民族国家没有宗教，只有现代宗教与原始宗教之分。瞿同祖先生说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没有神判法的国家。（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三千年前，中国从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原始宗教式微，逐渐消失。国家的管理即处于一种理性的指导之下。因此，春秋时的孔子，从来不说“怪力乱神”，甚至不言“性命与天道”。儒墨道法诸家皆没有神秘主义。汉代虽有儒学宗教化运动，但最后失败。东汉后佛教传入，道教兴起，对中国社会现实产生了巨大影响，甚至有皇帝本人崇信佛法（梁武帝），但仍然没有产生国家宗教。后来传入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事实上也不可能成为国家宗教。而佛教、道教，对于知识分子的影响，基本上停留在文化层面。
中国是一个没有国家宗教的民族国家，因此，在几千年的历史和现实中，从来没有产生由宗教引起的战争。在当今国际和国内局势风谲云诡、极为复杂的情形下，中国的这个传统，对于避免宗教冲突，减少国际对抗，实现和平发展，都是非常有利的、积极的因素。但是，由于没有宗教的传统，今天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却是一个非常现实也是非常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中国传统社会，以儒、释、道为内核的传统思想实际上是支配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主要资源。正因为如此，中国几千年的古代社会获得一种平衡发展，人们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追求具有相应的目标，这两方面的需求能够得到一定的满足。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原有的传统儒释道思想资源，肯定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因为，我们面对的全球化的现代社会，自由、平等的理念深入人心，仅仅凭借中国古代的思想是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因此，必须有新的思想创造，来回答当下人们提出的精神层面的问题。然而，当今中国社会最大的缺失，就是这种直接切入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新的思想。
思想缺失，对于个体是失去灵魂，对于国家是失去国魂。没有灵魂的人是行尸走肉，实际上也是痛苦的人生；没有国魂的国家，是虚弱的，外强中干，不可能强大。简单说，没有思想就没有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在社会生活的河流中，思想问题是整个国家民族的源头问题。20世纪50、60年代，我们把精神生活过度清教化，思想与主义一体，“恨斗私字一闪念”，最后导致信念破产。其实，主义与思想可以分开。我们的社会应该提供一种价值观，让一个不信仰共产主义的人，也能够精神愉快地生活。80年代以后，我们在思想和精神生活上又放任自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现在很多社会问题，其根源实质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根源在思想问题。有些事情我们觉得不可思议，例如，铁道部一个官员，在当总工程师3年期间，受贿27亿人民币。这些钱有用吗？没有用。还有杭州的“许三多”，为什么要选择这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认知问题，一个好坏问题，根源上是一个人的精神生活问题，也可以说涉及核心价值观的问题。
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四个现代化，都是解决物质层面的问题。我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80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正是生活在信念破产的时期，他们的精神生活怎么办？这是中国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三、中国文化传统决定中国的独特发展道路
中国传统的文化和思想，与西方文化具有巨大的不同，是独特的文化和思想。中国社会的发展不可能完全与几千年的传统决裂，因此，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也是与西方不同的独特的道路。
首先，从国家的政体和理念来说，当今欧美的政府，职能非常有限，没有管理国民的精神生活的职责和权限，因此，不可能设立“宗教事务局”，也没有宣传部。它的这些职能是由教会承担的。人们的精神生活要求，一般也不会向政府提出。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把这些要求完全切割出来。因为，中国没有国家宗教。中国几千年的大一统政治体制，由此建立的系统的文官制度，以及基于此之上的历史意识惯性，与西方的国家理念相距甚远。在中国历史上，分裂是短暂的，国家不统一，是知识分子的一块心病。陆游诗云：“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无意识。而欧洲从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就没有统一，美国也是个联邦制的国家，“大统一”的思想基本没有。印度与巴基斯坦原属同一民族，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成为两个敌对国家，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
此外，当今的中国人既有自由平等的要求，也有孝敬父母以及家族血亲的观念。从中国人对于子女教育就可以看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甚至很多贪官受贿，多半也是为子女着想。至于已经发财致富的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也是子女问题，而没有子女，或没有男孩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中国人一般把家庭、家族的利益看得高于自己个人的利益，与西方个体本位的自由思想差距很大。这些问题用西方的观念，包括基督教的观念都是无法解决的。因此，中国的国家体制、法治思想、政治观念，都不能从西方照搬，也不能从中国古代直接获取，必须有新的创造，需要整合西方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创造。而制度、观念创造的前提，就是思想创造。没有新的思想观念，不可能有相一体的制度。
由于在政治体制、思想观念、社会风俗和习惯与西方社会的不同，当下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建立，也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体制。从卡尔•马克思与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与西方人的精神追求密切相关，无论是马克思说的追求财富的贪婪，还是韦伯说新教的精神，这些与中国人“君子爱财取之以道”、“和气生财”的理念都很不相同。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贩卖黑奴这样的罪恶历史（现在出现的拐卖妇女儿童事件正是背离传统，值得我们深思）。现在西方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问题，也与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具有巨大的差异。因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人，而人是生活在传统与文化之中的。例如，中国人的家族观念、裙带关系对于企业的经济发展就会有巨大影响，包括负面的影响。而且，马克思、马尔库塞所批判的西方社会体制，至今也没有完全解决它的难症。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高，越容易崩盘，震荡的烈度与深度越大。2008年金融海啸的出现，让所有的经济学家瞠目结舌。世界未来的经济问题仍然是个巨大的谜团和困惑。因此，仅仅跟在西方经济学家后面鹦鹉学舌，不仅不能回答世界经济问题，更不能回答中国的经济问题。认真研究中国的社会历史和现实，深刻思考民族思想深处的观念，是研究当下中国经济问题必要的前提。而这一切，也需要真正的理论创造。经济学的理论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谁也不能否认，《国富论》、《资本论》是真正的新思想的创造。
此外，还有科学的创造、发展问题。北大原副校长王义遒说过，中国至今还没有自然科学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因此，只是停留在摹仿西方科学的阶段，而俄罗斯是有科学理论体系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也是一种思想的创造。科学源于对世界本源的探讨，对于真理的追求。因此，西方的最高的博士学位，叫Ph.D，即哲学博士，道理也在这里。中国目前狭隘的科学追求其实是简单模仿。例如简单否定中医，就是对于科学本身不了解。中国的科学发展如果没有自己的道路，就不可能走出模仿别人的窠臼。模仿别人永远达不到科学的最前沿，即使到达了，也不会往下走。
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表明，照搬西方的思想和观念，既不能满足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也不能适应中国的社会建设。当然，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思想的创造。一切从根本上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源于思想的创造。
四、如何实现思想的创造？
思想创造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极为重要。同时，思想创造也是非常困难之事。因为，思想是炒作不出来的，模仿不出来的，金钱买不来的，更不是国家领导人的专利。古今中外，没有任何帝王、君主让自己承担思想家的职责，甚至基督教的教皇也没有这样做。思想创造与科学创造一样，是人类在智力上的奥林匹克比拼。科学创造实质上就是思想的创造。
因此，思想的创造不能指望政府部门的官员，他们没有这个职责与能力。也不能指望职业商人和社会其他从业人员。
亚里士多德说过，从事思想的创造，第一需要闲暇，第二需要闲暇，第三个还是闲暇。因此，在古代希腊，自由的奴隶主具有创造思想的可能。例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也基本上是一些以思考为职业的人。孔子、孟子、荀子等，董仲舒曾经“三年不窥园”，才有“春秋大一统”的思想，和“天人感应”的理论体系。
现代大学出现以后，思想的创造基本上都出现在大学。因为，大学里有一批以思想为职业的人。他们无论是智力、知识以及志趣，都具备了思想创造的条件。但必须让他们自由创造，而不是按照指令批量生产其产品。因此，政府对于大学的思想者给予了特别的尊重，尊重他们的思想创造，不干涉他们的思想创造。即使是有些思想与政府的理念格格不入，甚至水火不容，政府也不加以干涉。马克思应该算一个例子，虽然他不在大学。（参阅韩水法：《大学与学术》，北京大学出版社）
另一方面，政府对于与自己理念一致的思想家，也有一种特别的合作。海德格尔曾经与凑名昭著的纳粹合作过，但是，纳粹并没有让海德格尔为他们作政治宣传，更没有让他作宣传部长或理论局长。思想家只能做思想家的事情，而宣传部长只能由戈培尔这样的人来做。写宣传的小册子、批判文章，与思想的创造是完全两码事。这也像一个公司，如果把作经理的人去做会计，作会计的人作推销，只能是人材浪费，管理也会失败。
思想与政治、意识形态宣传的关系，是体与用的关系。思想是体，宣传是用。没有思想，就无法宣传。没有马克思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品。因此，思想家不是宣传官员。思想建设不是意识形态的宣传，不能让思想家作宣传小册子、政论文，作审查文艺作品的审查官，书报制度的检察官。思想家有思想家的职责，例如亨廷顿，他不是总统助理，也不是国务卿，他只是个思想家。作为思想家的亨廷顿对于美国的国家政策的影响，是任何官员所无法代替的。现在美国把对于伊斯兰世界敌对势力的打压放在第一位，这个政策超越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藩篱。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影子。
中国目前最迫切的需要是思想创造。而思想创造的最大可能是来自大学。严格地说，思想创造是产生于真正的大学。如果政府把大学变成一个行政机构，变成教育部下属的一个副部级或局级衙门，大学的教授都以成为官员为人生的追求目标，这样的“大学”与思想创造绝对无缘。现在虽然每年中国大学都有很多“政绩”，其实有价值的东西不多，尤其从根本上进行创造的东西近于无。
以北大为例。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了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罗章龙、等政治人物，对于中国现代历史，尤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及其历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思想家中出现了蔡元培、胡适、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张岱年、洪谦、贺麟、牟宗三、钱穆，等等，对于现代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现代中国的思想、学术、科学、教育、文化等，产生了极为巨大和深广的影响。20世纪下半叶，北京大学对于国家亦有贡献，但相比之下，则不可同日而语。尤其是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索，导致了中国的一场大灾难。令人感到吊诡是：正是当年的北京大学，提供了孕育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思想和组织的温床，而半个世纪之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共，却恰恰斩断了北京大学的这种思想创造的传统。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的大学状况更加糟糕。每一个在大学工作的人员，都对于大学的弊端看得清清楚楚，都知道这不是在办大学，而是在办养鸡场。但是，谁也无能为力。教育行政部门官员的工作，似乎就是专门给大学教员们找事做。办法不外是：第一强迫，用提职的限制等等；第二是利诱，即各种奖励和待遇，这些奖励和待遇的名目，令人叹为观止。
中国的大学现状如此，大学的精神产品成了官员们对上级可以量化的“政绩”，与整个民族国家的思想创造无关。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人应该严肃地想想：我们民族国家的未来还会剩下什么？
（2011年12月7日下午於燕南园56号，12月12日改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