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同岁，见识了家国罹难、世事苍茫，见证了现代科学在这片古老大地的发生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本报记者 郝俊
时钟倒回2009年10月，一如往常，北京迎来了一年中最美丽的光景。中关村14号楼，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为顶级科学家修建的一座中科院“特楼”里，在此居住了半世纪的贝时璋心情很不平静。
当年诺贝尔奖公布后，这位107岁高龄的“世纪老人”，为我国的科学创新问题陷入了沉思。10月28日，贝时璋召集6位研究人员到家里讨论创新课题，一再嘱咐“我们要为国家争气”。
语重心长的一句话，竟成为贝时璋留给中国科学界的最后遗言。
2009年10月29日上午，贝时璋在睡眠中驾鹤仙逝。告别贝时璋，也意味着告别了一代学术大师悲欣交集的集体命运。
作为大陆地区最后一位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首批院士，同时也是中国科学院最年长的院士，正如贝时璋自己所言，他几乎与20世纪的中国同岁，见识了家国罹难、世事苍茫，见证了现代科学在这片古老大地的发生发展，亲历了中国科学界的起起落落。
独上高楼
今天，走进中科院生物物理所的主楼大厅，人们的目光，自然而然会在矗立其间的贝时璋铜像上停留片刻，无法回避。在这位研究所创始人身后，则是一段并不平坦的过往。
新中国建立中国科学院之初，贝时璋受邀来到北京，协助筹划生物科学研究布局。1958年，他提出要建立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然而这个提议很快引起争论，反对意见不绝于耳。
质疑的核心问题是，生物物理学是否能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反对者既来自生物学家，也来自物理学家，大多数人认为，生物和物理完全是两门学科，不能混为一谈。有人直言不讳批评道：“只有生理学，没有生物物理学。”
学科交叉，这一如今被广泛接受的学术理念，当年却有“独上高楼，望断天涯路”的况味。贝时璋要面对善意的劝阻，也要面对四周的讥讽和嘲笑。
经过精心准备，国务院同意建设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并最终于1958年9月成立，成为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生物物理学专业研究机构之一。这标志着，生物物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中国正式确立。
多年后的今天，生物物理所已在分子酶学、晶体结构解析、生物膜、神经生物学等重要领域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丰硕成果，为深化生命科学的研究开辟了广阔前景。
贝时璋晚年时说：“我现在对生命的本质问题可以发表意见了。我是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哲学结合起来去探讨生命的本质，而这种认识年轻时是不能与之相比的。”
为了推动生物物理学的发展，贝时璋将主要精力倾注于科研管理，但他却不止一次这样吐露心声：“从我个人角度看，我还是喜欢做研究工作，而不大喜欢做学术组织工作。”
“对科学家来说，最快乐的事情是待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或在图书馆里看书。有时看书看得出神，旁边有人叫他也听不见；实验做得津津有味，有时把时间也忘了。”贝时璋内心向往简单宁静的科学生活。
然而，国家的现实需要，却不得不让他出走“象牙塔”。
贝时璋的学生应幼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曾这样记述：他没有时间，这是最重要的原因。他的时间让组织工作、计划工作、外事工作，还有社会工作占去了。不是因为他有这样的兴趣，而是党和国家有这样的需要。
挑战金科玉律
2003年10月，贝时璋百岁寿辰前，他一直惦记着给自己的一份特殊礼物：用两年半时间主编完成的《细胞重建》论文集第二集。他盼望这本集子能够尽快出版问世，捧握在手。
“如果论文集出不来，过百岁生日就没有意思。”其实，贝时璋满心惦念的，并不只是一本论著，而是他几十年来都不忍割舍的“细胞重建学说”。
尽管至今学界对这一理论还有争论，但贝时璋为此付出的努力，却折射出一代科学大家坚韧不拔的科研精神。这一理论的研究，整整跨越了贝时璋70多年的科学人生。
1932年春的一天，贝时璋到野外采集实验动物，在杭州郊区的一条水沟里邂逅了几只具有异常形态的丰年虫：雄性个体的头形像雌性的，而雌性个体的头形又像雄性的。
这一幕，成为贝时璋一项重大科学研究的序幕。他敏锐意识到，此类异常及其原因，生物学界还没有相关研究报道。
随后，贝时璋在显微镜下观察发现，这些头形异常的丰年虫个体，它们的性别非雌非雄、亦雌亦雄，是一种中间性（intersex）。后来，这种特殊生物性别被命名为二倍体中间性（Diploide intersexe Bei）。因贝时璋的首次发现，学名中加注“Bei”。
更为重大的发现则是，丰年虫性转变过程中发生了生殖细胞的奇异变化：新形成的细胞并不是由母细胞分裂而来，而是以母细胞细胞质中的卵黄颗粒为基础材料逐渐建立起来的。
贝时璋将此现象称为“细胞重建（cell reformation）”，它打破了细胞只能由母细胞分裂而来的传统观念，成为另一种新的细胞繁殖方式和途径。
然而自1871年以来，在细胞学说领域，细胞分裂被奉为“金科玉律”。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生物学界一直认为，细胞是以分裂方式繁殖增生的，并且是其繁殖的唯一途径。无疑，贝时璋提出的“细胞重建”假说，向传统的“细胞分裂”观念提出了挑战。
第二年春天，贝时璋在一次生物学讨论会上，报告了这些现象和他的看法，正式提出“细胞重建学说”。正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之时，抗日战争爆发了，贝时璋随浙大西迁贵州，研究被迫暂停。
直到1943年，论文《关于丰年虫中间性生殖细胞的转变》和《卵黄粒与细胞之重建》才得以正式发表。然而，世事动荡，始终无法让他潜心钻研。
在一篇自述文章中，贝时璋回忆，抗战结束后，“回到杭州，既要教课，又要安顿家小，依旧忙忙碌碌。解放后更忙，虽然在研究单位工作，但我还暂时抽不出时间来从事课题的研究，也不得不暂时放弃感兴趣、时时牵挂着的细胞重建的研究。后来，又是‘文化大革命’，更不能安定下来从事研究工作”。
转眼间，近30个年头过去了。但贝时璋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想要最终澄清的问题，他说：“虽然当时还不能做，可我坚信终有一天我会去做的。”
无尽的探索
回到科研一线，继续推进细胞重建的研究，是贝时璋不曾放弃的梦想。
1970年，他为此准备了一篇详尽的开题报告，用两个多小时仔细说明“细胞重建”课题的研究目的、计划和意义。然而，会场中没有任何反应。有生物界同行写信给贝时璋，劝他不要再研究这个课题，坚持做下去会让他身败名裂。
面对质疑，贝时璋有时也深感苦恼。
他的学生陈楚楚回忆，那个时候，每当有人说“贝老我很尊敬您”，贝时璋都会追问，“你是对我个人的尊重，还是对我从事的科学研究的尊重？”
改革开放前，学术争论一如当时的国内形势，情况复杂、思想混乱。贝时璋带领研究组，小心翼翼地工作，避免陷入不必要的争论。几年时间，他们观察到了许多前所未见的现象。
为深入推进研究工作，贝时璋甚至提出了3年、8年、23年规划，确定出一直到2000年的奋斗目标。
此后，贝时璋亲身组织、参与了大量科学实验，进一步证明了细胞重建在自然界的广泛存在，并揭示了细胞重建物质基础之一的卵黄颗粒中存在着染色质、DNA和组蛋白等生命物质。这是科学上的首次发现。
生物学界同行曾评价，贝时璋的学说本身很有创意，是很前沿、很有深度的思考。即便在今天，这依然是很难的一个课题。虽然目前无法求证，但并不排除未来会有新的发展。更加值得珍惜的，是贝时璋为科学界作出的精神贡献。
做一个真实的科学家，这是贝时璋一生中最为朴素的追求。在他心中，“失败不应该引起科学家的懊丧。一个实事求是、热爱真理的真实的科学家，应该本着客观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想法，做更深入、更系统的实验和研究，把事实真相弄得水落石出”。
贝时璋是不曾退休的科学家。百岁高龄时他曾说：“我现在虽然耳朵已聋，视力越来越差，但我思维仍清楚，还经常写些笔记和短文，力争活到老、学到老、干到老。”
对于科学，贝时璋有无尽的探索。百岁之后，贝时璋与助手王谷岩约定，每逢周三都要讨论工作，谈学术问题是他最高兴的事情。
贝时璋曾说，他是在“用自己的生命研究生命”。这句话，无疑是他一生献身生命科学的真实写照。
名片
贝时璋（1903年10月10日～2009年10月29日）浙江镇海人。实验生物学家，细胞生物学家，教育家。我国细胞学、胚胎学的创始人之一，我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
早年从事无脊椎动物实验胚胎学和细胞学的研究，对细胞数恒定动物与再生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20世纪30年代初发现了中间性丰年虫，并观察到其雌雄生殖细胞的相互转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提出细胞重建学说。
《中国科学报》 (2012-12-29 第6版 印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