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可成 来源:南方周末 发布时间:2012-12-7 14:5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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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大原校长刘道玉:一位超前的教育改革家

刘道玉认为,未来的大学应当像个仓储超市,学生可以自由“选购”自己想要的东西。 (蒋彬/图)

 易中天是武大毕业生,见到刘道玉,先鞠了一躬。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致敬辞
 
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刘道玉大力倡导自由开放校风,大刀阔斧改革高等教育,领风气之先;卸职之后,他矢志不渝探索理想教育,抨击教育积弊,呼唤创造性人才培养,言论振聋发聩。他是当代中国最值得记取的大学校长之一,也是最没有权力却最有影响力的教育家。
 
刘道玉年度汉字:创
 
我选“创”。在汉语字典中,含有“创”的词汇很多,例如创造、创新、创世纪、创造精神等等。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创造的历史,人类今天享受的所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创造的成果。
 
我们国家2012年取得的所有重大成就都是创造的成果,第一艘航空母舰制造试航是创造,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在运行轨道对接是创造,蛟龙号深海探到7000米也是创造;我们的奥运冠军林丹、徐莉佳也是创造者,莫言先生获得诺贝尔奖,都是创造。中国太需要创造,太需要梦了,我们应当把创造和梦结合起来,以梦带创造,以创造来实现我们每个人心中的梦想,创新不止,创造万岁。
 
在武汉大学的校园里散步时,老校长刘道玉依然会被许多年轻的学生认出来。虽然他卸任校长已经二十多年了,但这位“永远的校长”留下的武大改革故事,却在一代代学生中口耳相传。
 
刘道玉是南方周末“中国梦”致敬的第二位大学校长(第一位是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2012年11月17日“中国梦致敬盛典”那天,刘道玉还差一周就是80岁生日了,作家莫言托好友、翻译家许金龙送来一幅“打油诗”:“先生声名重,改革举大旗。敢为天下先,甘做护春泥。桃李遍九州,文章焕万世。八十正当年,百岁众人期。”
 
11月24日,刘道玉在武汉的80岁生日正日子,大家为他举办了庆祝活动,老校长却又将它变成了一次为教育改革呼喊的机会。在这场以“创造教育”为主题的论坛上,他介绍了自己设计的创新体系。就像他自己所说的,1980年代主政武大期间,他是改革实践的拓荒牛;离开校长职位后,他就成了为中国教育改革昼夜啼叫的杜鹃鸟。
 
校长没有部长权大,但可以做事
 
南方周末:你的教育理想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生根的?
 
刘道玉:我在中学时代读过一本书,叫做《炸药大王诺贝尔的故事》,那时我就希望自己未来能成为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但是在32岁的时候,我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副教务长,39岁被任命为党委副书记,48岁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这就意味着我失去了化学家的舞台——化学实验室。
 
这时我的想法就在转变,从要做一个诺贝尔式的发明家,转化为培养更多的发明创造人才。所以我研究创造教育,通过创造教育能培养更多的学生成为发明家,这比我个人成为发明家的意义更大。
 
南方周末:在武汉大学任职期间,你曾被借调至教育部工作,出任党组成员和高等教育司司长。但你在工作了一两年之后,坚决要求回到武大,为什么不愿意在教育部继续工作?
 
刘道玉:当时很多人也感到很惋惜,我担任教育部党组成员、高教司综合司司长时才45岁,被认为是年轻有为,提拔副部长指日可待。但我知道,我的性格不适合做官,平生也留下了一个志愿,不想做官,更不愿意做京官——天子脚下难做事,你走快了,说你冒进;走慢了,说你保守。所以自古就有“京官难当”的说法。
 
当校长当然没有当部长、省长权力大,但是我可以扎扎实实地做一番我想做的事业。
 
南方周末: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留在教育部当上部长,甚至做到更高层,那就可以更好地推动教育改革,有没有这个可能?
 
刘道玉:的确有人质疑我:你要当了教育部长,就有更大的舞台,能够领导全国教育改革。我认为这是理想状态,在中国的现实中是不行的。就算我当上了教育部长,也不可能放开手大张旗鼓地在全国搞改革。
 
南方周末:所以还不如在一个大学里面,好好地把这个大学给改好?
 
刘道玉:对。为什么在一个大学能够做一些改革的尝试,而在全国不行呢?这就是管理学上的“空隙理论”,在两个圆圈的交汇处有个空白,这个空白就是你的创业机会。我正是在教育部和地方政府这两个“圆圈”之间找到了这样一所大学,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成就了我的改革理想。
  
自由是教育的灵魂
 
南方周末:在武大任职的7年多时间里,你做得最令自己满意的事情是什么?
 
刘道玉:第一件事就是贯彻了我的自由教育理念,营造了武汉大学民主自由的校园文化。自由是教育的灵魂。我那个时候允许学生不上课,允许学生自由选专业,允许学生跳级,允许学生留长发,穿喇叭裤,允许跳交谊舞,谈恋爱。很多学校晚上十点钟要把电闸拉掉,学生统一作息——都大学生了,干嘛还统一关电?学生有的喜欢早睡,有的喜欢晚睡,统一关灯的结果是那些夜猫子躺在床上睡不着。所以我不同意统一关灯,一切都由学生自己决定。
 
当时有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转到武汉大学来,真自由。连北京大学的几个院士都要调到武大工作。
 
第二件事,我创建了一系列新的教学制度:学分制、插班生制、双学位制、主辅修制、导师制、转学制等等,这些制度,至今还没有人超越,也被别的学校所效仿。
 
另外,我在武汉大学的时候,始终抓本科教学不放松。为什么?因为本科教育培养的是大量要走向社会的人才,如果本科教育抓不好,我们为社会提供的就是不合格的产品,甚至是废品。本科教育是大学教育的中心任务,也是短板,用多大的力气来抓都不为过,
 
可是,我们的重点大学不重视本科教学,有几个大师、几个院士教本科课程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是支出,科学研究是收入”。去年云南大学有一个副教授说,我才不会去全心全意地搞教学,那样是“照亮了别人,毁灭了自己”。说这种话的人是个别的,但是重科研、轻教学的思想在大学里是普遍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大学教育质量是提不高的。
 
南方周末:反过来,有没有失败的教训?
 
刘道玉:我最大的失败和损失,就是没有处理好与教育部及省委的关系。我的个性太强,观点太强硬,缺乏灵活性,缺乏策略和变通方法。我曾经跟教育部领导进行了三次辩论,当面拍桌子,指责对方无知、浅薄、偏见。你说有校长敢对上司这样吗?我跟省委书记也曾拍过桌子。
 
我的这些性格可能是导致我在校长这个职位上不能持久的重要原因。其实,我个人被免职是小事,因为我本来不想当官,免职了,我没有任何遗憾,无官一身轻。但是,武汉大学热火朝天的改革事业,也戛然而止,很可惜。
 
南方周末:你曾在上级领导面前说教育战线是最保守的?
 
刘道玉:是的。我跟他说:教育是最保守的一个战线,有的官员不学习,不调查研究,不深入基层,不了解情况,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一举手一投足皆出错。当然我这话都说得很绝对,这跟我的个性有关。我这个人说话不留余地,办事不留后路。说话就要说得明明白白,不像有些人说话爱拐弯抹角。
 
发展≠改革
 
南方周末:离开武大校长的职位后,你又进行了其他的教育改革尝试。
 
刘道玉:我办过一个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六年,想要推行创造教育,因为创造教育要从幼儿开始,这是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共同得出的研究结论。有人不理解一个大学校长为何要去办一个中小学,但我是把这所学校作为改革的试验田。
 
六年的实验,确实获得了丰收。可惜,投资人最初骗我说,他赚了很多钱要投资教育,我信了,结果他是利用教育,空手套白狼赚钱,到了最后入不敷出,学校被迫关门了。这使我很成功的改革实践又戛然而止了,当然令我痛心。
 
南方周末:没有了施展理念的舞台,你就专心从事教育研究工作了。
 
刘道玉:我没有舞台了,就大量写文章,从理论上研究,发现教育改革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个人见解。我出版过一本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最近新修订,改名为《拓荒与呐喊》。我说我在任就是一头拓荒牛,埋头耕耘开拓;被免职以后,我没有舞台了,就变成一只杜鹃鸟,昼夜地啼叫呐喊。
 
南方周末:你在教育研究工作中自认为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刘道玉:我正在写《理想大学》这本书,它是我最想写的一本书,也是我最想留给后世的一本书。这本书会反映我对未来教育的理想。
 
未来大学到底是什么样子?我设计了一个教育仓储模式。就像仓储超市一样,那里应有尽有,顾客可以任意挑选,不受任何限制。我想未来的学生进入这个教育超市,就是自由选购。我们的领导者就是组织这个仓储超市的各种资源,规定仓储的游戏规则。我们的教师是这个超级教育超市的导购。这是我异想天开的想法,我会把这个教育仓储超市详细地加以描述。
 
南方周末:你如何评价近二十多年来的教育改革成果?
 
刘道玉:应该说我们的教育有发展,办学的条件有提高,教育经费有很大的增长,硬件设备有很大的改善。这是这二十多年教育发展的成就,我们有目共睹。
 
但这是发展,还不是真正的改革。改革和发展不是一个概念。发展是数量的增加,规模的扩大,条件的改善;而改革是质的改变。有位教育界的领导曾说,我们国家的“两基”达标率都超过95%,就是教育改革成功的表现,这就混淆了改革和发展的界限。
 
另外,高等教育质量下降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大学学制是四年,八个学期。第八个学期,绝大多数大学都不上课了。我1980年代当校长时,第八个学期,不到7月15日,拿不到毕业证。现在是3月份就“放羊”了,美其名曰是去找工作。你说怎么能保证质量呢?用产业上的话,就是偷工减料。所以行家们认为,现在的硕士不如1980年代的本科毕业生,现在的本科生不如解放初期的高中生。
 
当然,很多人可能不同意我这个观点。你看看报纸上,我们校长们、教授们,一天到晚就在赞颂现在教育的大好形势,大好成绩,巨大成就,这就是看问题不同。17世纪法国有一个画家,叫夏尔丹,他说了一句话,观察事物是重要的,观察事物的角度同样重要。对同样一个事情,对同样一个现象,看法的不同,得到的是迥然不同的结论。
 
改革者的意义
 
南方周末:你有没有想过,回顾这一辈子,如果没有选择教育,你会是什么样的一种人生状态?
 
刘道玉:当然想过。如果我没有回武汉大学,而是在留苏回国之后接受周总理的建议进入军事科学院,那么我会成为一名将军。如果我没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的校长,而是在学校从事化学教学研究工作,我可能成为一个比较有成就的化学家。
 
我这一生,离不开一个苦字,从小在农村受苦,读大学又是十年寒窗苦读,被历史推到大学岗位上,又是埋头苦干。我的书房虽然不大,但还有个书斋的名称,叫“寒宬斋”。寒就是“梅花香自苦寒来”的“寒”。宬,就是藏书的房子。书房当然是要藏书的,但是我这里用这个“宬”字,别有一番用意——它反映了人的成功道路,你要想成,就必须掀掉头上的盖子。
 
南方周末:你曾说自己这一辈子“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被免除了校长职务。那么,你认为自己现在所提的很多教育改革建议是不是也“超前”了?
 
刘道玉:我自认为是一个超前的人,认知也超前,思想超前。现在很多校长54岁才正式出任,而我就已经被免职了。
 
我觉得理想主义者和务实主义者最大的区别就是,理想主义者对现实的很多东西总认为不完美、不满意,总要想改它,追求事物最完美的状态。而现实派认为现成的东西都是合理的。培根有一句名言:新东西再好,人们也会因为不适应它而反对它;旧事物尽管有很多问题,因为人们适应它,所以愿意保护它。
 
但是改革者和理想主义者的意义是什么?理想主义者存在的价值,就是让后人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他们可能看不到自己的成果,他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曙光的时候就已经被浪潮淹没了,但是后人会沿着他们的足迹前进。
 
刘道玉与易中天对谈
 
易中天:1982年也就是30年前,我第一次上你家里去,那时候您是中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但是家里非常简陋和狭窄,只有两房一厅。我很奇怪校长为什么住得这么差。您说:只要武汉大学教师的住宿问题没有解决,我刘道玉绝不住大房子。您当年住在那样的陋室里有中国梦吗?
 
刘道玉:我心中一直有梦,我被任命为校长是48岁。1980年代改革开放和解放思想的氛围非常浓厚,我赶上了那个好时代。我记得胡耀邦同志有一句名言:允许改革犯错误,不允许不改革。我坚决响应胡耀邦的号召,尽心实践教育改革。
 
改革从哪里开始?我认为:教育需要自由,自由是教育的核心理念。因此我改革的起步,就是营造武汉大学自由、民主的校园文化。
 
易中天:您认为,我们的教育、学术怎样才能自由?
 
刘道玉:关键问题是解放思想,尊敬学生的选择权,尊重学生的自由、人格,这是他们不可剥夺的自然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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