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一方 来源:科学时报 发布时间:2011-12-20 8: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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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医学部教授王一方:我的科普彷徨史

王一方 1958年出生,医学硕士,长期服务于出版部门,游走于科普与学术之间,现为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讲授医学人文与健康传播。科普新作有《白色巨塔——银幕上的苦难咀嚼与生命救赎》(北京大学出版社,即出)
 
王一方
 
我的职业生涯里很长一段时间是做医学编辑(学术与科普并行),就是如今那群快乐的小松鼠的同党,套近乎的说法就是一只老一点的松鼠。不过,在我做编辑时,没有在一起交流破坚果心得、合力砸硕大坚果的松鼠会组织,况且本人破坚果的业绩也不如这群机敏过人的小松鼠,因此,实在不敢在他们面前摆谱,倒是有不少的彷徨需要细述。
 
白胡子冒出来的人,总喜欢唠叨一点上世纪的事儿。我入行时(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传统科普的黄金时代,我当时供职的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每年推出几本不同内容的“知识台历”(有城市版、农村版),居然有三五百万的发行量。我当时参与了台历的编写,负责医学与保健主题的撰稿工作,这算是我的一次科普“外遇”(当时我的主业是编辑大部头的医学教材与学术参考书,就内容而言,算不得是科普作品)。
 
我们编辑室里的长销书《家庭医学全书》一开印就是十万册,当时的社领导最发愁的不是市场,而是找纸张。不过,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知识宣导型科普书开始走下坡路。于是,社里负责科普的策划部门和编辑们开始挖空心思,思考着转型和提升(后来果然开辟了科学文化读物出版的新领域),“第一推动丛书”等一批新科普读物便应运而生,如今依然长销的《时间简史》就是其中的龙头书。
 
我当时已经转任版权部门,负责为这些译作签约海外授权。我清楚地记得,合同承诺海外版权人首印不低于5000册(在他们看来一个十几亿人的文明古国最起码应该首发5万册才合适),新华书店反馈的征订数只有300册,在新华书店包销制为主的市场环境下,这个数字实在凄惨,好在当时出版社的主政者力排众议,咬牙首印了3000册(不怕压库),才有后来的柳暗花明。
 
不久之后,我调任青岛出版社,也想在科学文化读物方面再试牛刀,于是与负笈美国的友人聂精保博士联袂策划推出了一套“医学+思想+文采”的“柳叶刀译丛”,市场反响“仅次于一般”,最多的一本是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印刷了两次,总数过了万册大关,郁闷的是我最下功夫的一本《病患的意义》只印了2000册。
 
记得万圣书园的老板刘苏里力挺这套书,《最年轻的科学》他一店就进货1000册,令我好不感动,但是,万圣的力挺依然没有扭过市场下滑的大势,相当的一部分流入他一楼的降价书柜,低价揽客。有一回路过万圣书店一楼,眼见架上一排绿皮的《最年轻的科学》,足有20多本,自己的“儿子”自己疼,我于是全数买下送人,才三折,不抵进货价,心里暗自责备,是我“坑”了贩书的苏里老板。
 
后来,我又待过几家品牌出版社(偶尔还执掌过帅印),其中不乏传统科普重镇的出版社,但遇到科普选题的策划与引进,我总是要盘桓好一阵子,然后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唯恐被市场“戏弄”。
 
我担任中国图书商报副总编(先是主编,后来是督办《书评周刊》)时,不忘旧情,常常别出心裁,以科普书作头版头条,为科普书擂鼓助威。不过,这些举动并没有改变这类图书整体发行下滑的颓势,但是却培育了个别大红大紫的明星产品,加大了“马太效应”。
 
早年,《科学时报·读书周刊》连续搞了几届民间的优秀科普图书评选,我有幸忝列其间,还担任过一届评选工作的主委,感叹最多的还不是好书稀缺,而是明珠投暗,市场荒唐(一流图书三流的市场表现,而二三流图书却有一流的市场表现)。
 
对一位以科普为职业、为志业的人,市场的冰霜与荒唐确实令人心生彷徨,但真正把我从精神上拖入彷徨境地的还是科普的道行与使命之间的巨大落差。照字面上理解,科普就是科学真理的现代布道,科普作家本应该都是一流大师,握有绝对真理的科学知识,以通俗化的形式分发给大众。君不见坊间那些自负的科普达人,肆意宣称某种学说、行为是纯粹的科学,是超级真理,转眼间,某种学说和行为又被高调贬诋为伪科学,仿佛手中握有绝对真理的标尺,表现得自信满满,让旁人闹不明白究竟是理直气壮,还是无知无畏。
 
在今天,科学确实是个好东东,于是,有人把它当金手指,发愿能点石成金,给人类带来福利满满和自豪多多,有人拿他当烛光,去照亮黑暗与愚昧的角落,有人拿他当钟声,去唤醒沉睡的灵魂,也有人拿他当尺码,去丈量世间的万事万物,还有人拿他当剑戟,去冲杀非科学的营垒……想想都有些过于工具化、力量化,很显然,他们尊崇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倡导力量型的科学)。
 
在我心中,科学是知识生命中的琴弦,有各自心灵化的演奏风格,可以演绎出无限的精神风光,因此,在科普境界上,我似乎更推崇笛卡尔的“沉思型科学”的路径(宣言是“我思故我在”,信奉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科学的本质不同于技术,是一种人类的“爱智”,科普也不是一般的学习知识,而是摆脱实际的需要,探求那种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识。就是与世界建立一种“自由”的关系。
 
因此,尽管有人对科学知识的普及使命信誓旦旦,言之凿凿,我始终抱有一份愚钝,坚信手中没有绝对真理,时常怀有一份深深的敬畏和期待,希冀科学知音的辈出,如果没有心弦的拨动,没有心灵的感悟,或许知识越多,误解越深。一旦生米冷锅遇急火,“夹生饭”总是难免的。
 
我的彷徨与徘徊,一半源自遇事自责的性格,一半源自我的专业训练,我的学科背景是医学(中西参半),这门学科曾经被刘易斯·托马斯视为“最年轻的科学”,被罗纳尔德·穆森认定“不可能、不应该成为一门科学”,被奥斯勒描述为“不确定的科学和可能性的艺术”,百年来现代医学虽长足进步,并没有改变疾病谱的“三分”天下,三分之一的病不治也会好(自愈性),三分之一的病治了也不好(不治之症),三分之一的病能够得到治愈或缓解。即使是那些能治好的疾病,偶然性、不确定性的“无常法则”依然尾随着我们,难以百发百中。所以,史怀哲深情地告诫同行,我们永远也无法包治百病,我们必须做的只是情暖百家,抚慰百心,安顿百魂。因此,对于每一个科普人,在向公众宣讲医学(卫生科普)时,基调要更加平实,尺度更加谨慎,唯恐因为某人的狂言助长了公众对于健康的过度想象,对于医疗的过度期待,最终走向医疗观生死观的迷失。如今糟糕的医患关系一定程度上就是某些过度承诺的医学科普种下的恶果。
 
我究竟有怎样的科普底气与功力(依从绝对真理观的傲慢与偏见,与依从相对真理观的敬畏与谨慎)?如何超越知识论(本质上是超越过度功利化的追求)开展国民科普教育?至今依然困扰着我,令我神伤。我需要静思,需要补课,因此,两年前,我放弃俗务回到校园,希望经过一段时期的彷徨和徘徊,以新的姿态重新出发。
 
《科学时报》 (2011-12-20 B4 读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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