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大诚
“先生”——今天的一个极其平常的称呼，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往往是对于那些德高望重的老知识分子的尊称。几十年来，“杨先生”这个称呼，在我和同学心里，就是伟大、崇高而又亲切的象征。
我们所说的“杨先生”，是指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先生。今年5月27日，杨先生不幸去世，终年100岁。
杨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在抗日战争中，当汪伪政权接管了上海的镭学研究所实验室时，杨先生毅然辞职，舍弃了他亲手建立起来的实验室，回到苏州过清苦的生活。在新中国召唤时，他放弃了法国国家科学中心55.5万法郎年薪的续聘，辞别恩师约里奥-居里夫人，接受了中国科学院每月1000斤小米的工资，回到祖国。
杨先生有着为祖国为科学献身的崇高精神。上世纪50年代初，因科研工作急需，他冒险亲自动手修复制氡设备，付出了一眼失明的代价。60年代初，他接过苏联人扔下的烂摊子，担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所用铀原料的制备的领导重任，带领平均年龄不足30岁的科技工作者刻苦攻关，终于制备出合格的铀原料。
杨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他不但培养了新中国的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还在中科大创立了中国的第一个放射化学专业，为中国的放射化学和核化学人才培养呕心沥血。
在中科大最困难的时刻，先生毅然和科大一起南迁安徽。70年初，在马鞍山南山铁矿的一间大房间的地铺上，我问先生：我们学生反正要毕业的，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你为什么也跟我们一起走？先生收起笑容，戚然说：“学校现在正遇到困难，我应当跟学校在一起。”
后来，杨先生参与领导了中国科大在安徽的二次创业，为科大的重新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他怀着仁爱之心，创办了合肥联合大学，开创了新中国多种力量联合办学的模式，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先行者。
杨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使我终生受益。
上大学不久，杨先生给我们介绍放射化学专业。快半个世纪了，他那天讲的大多数话都已经忘记，但是下面这句话印象特别深刻——“我们这个专业要少而精是困难的”。须知，在当时，“少而精”可是“最高指示”；然而，直率的杨先生说出了他的看法。
1968年夏，已年近花甲的杨先生曾与我们班同学一起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在学校军宣队的带领下，同住铁道兵帐篷，在工地劳动。
1970年，科大搬迁，杨先生又和我们一起，在马鞍山南山铁矿度过了半年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的岁月。
杨先生和我们年轻人一样，劳动、开会，睡地铺。他不怨天、不尤人，仍然很达观，与我们聊天、谈心。在他那里，看不到愁眉苦脸，听不到唉声叹气。真是孔夫子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他的浩然正气，时穷益见。
1970年7月，我们盼来了毕业分配。但是多年“文革”中互斗的熬煎，特别是工宣队的极“左”行事，让几乎所有的同学心如死灰，恨不得马上一走了之。杨先生却坚决主张拍一张毕业合影。他意重情深地说，不要为一时不快而造成终生遗憾，一定要拍个全班集体照，留作永远纪念，如果经济有困难，他愿意资助。于是才有了我们的毕业合影。
在合影时，杨先生坚持不坐前排中央，而是和同学一样按身高排列。在“文革”的特殊境况里，杨先生同样显示了教育家的伟大风范。
从学校毕业后，我仍然得到杨先生的教诲和帮助。当我遇到困难时，他告诉我：“世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我们努力做到公平合理，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终究不会减到零。”这一教导使我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不管遇到什么挫折，都能够以乐观的心情去对待。
杨先生亲切而平等地对待我等比他小好几十岁的学生，每次给他的问候总能得到回应，做得好还能得到他的夸奖。
他也关心着比我等更小几十岁的青年人。前两年，他让我教学生一点古文或书法，因为“现在的年轻人缺古文教育，字也写不好”。
今年4月，当部分同学和老师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为没来得及戴上眼镜和假牙而抱歉。他甚至还惦记着我的身体。
杨先生一生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还捐献了自己的器官。他不计较名利，他常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就不用管了。他是一个没有勋章的真正的功臣。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光。杨先生正是这样一个真君子。
两千六百多年前，跟着晋文公流亡列国后归国受赏的人物大多早被人们忘记了，但是人们永远记住了一个没有接受授勋的人——介子推。
杨先生的墓碑文说：“放化英才，杨公培栽；核子燃料，杨公炼造。伟功弗居，不慕荣利。夫唯不争，乃得永生。”相信杨先生会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作者系山东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11-24 B2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