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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陈 彬
名额分配无疑限制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其实在学术领域，这种行政性的指标分配制度，只能导向“计划学术”，应该取消。
校内门槛的设置的确对维护公平性有一定作用，能够获得校内保研资格，至少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这样的学生再去参加外校的资格审查，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会把招生中的大部分关系因素过滤掉。更何况，即使目前两道门槛的设置，就完全杜绝了“走后门”现象的发生了吗？
大四那一年对于很多学生来说，意味的是考研、工作；而对于另一些学生来说，除了以上的常规路径之外，还有一条虽不宽阔但绝对“光鲜”的小路，那就是保研。
9月申请，之后便准备面试，一两个月后公布预录取名单，本科生的保研之路看似“短、平、快”，但细细追究起来，事实其实并非这么简单。
保研名额分配：行政化的又一体现？
西南某高校学生A，品学兼优，希望能通过校外保研到北京大学攻读硕士，然而学校为留住人才，规定成绩处于前列的部分学生只能得到校内保研的名额。A由此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要么保研留校，要么自己考研。
北京某高校物理系学生B，学习成绩优秀，并申请成为中科院物理所的保送研究生，在报考的学生中成绩也名列前茅。但当保送名额分配到该校物理系时，却只能给B专业型研究生的指标，他的梦想面临重要挑战。
“以上两位学生之所以在保研之路遇到阻碍，与有关部门对各个学校保研名额的分配制度有关。”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这样说。
据介绍，目前教育部每年分配给学校的推荐保送研究生名额中，明确规定了内推（保送本校研究生）和外推（保送别校研究生）的具体比例，同时还对学术型研究生与专业型研究生的比例进行了明确的界定。
例如，2011年度推荐和接收免试硕士研究生的工作中，教育部专门发文，决定北京大学2011年能够推荐的总名额为1600人，其中学术型1200人，专业学位型400人；复旦大学推荐的总名额为910人，其中学术型710人，专业型200人。今年还特别规定了本校限额和外校限额。这一政策除了对学生自由申报研究生造成限制之外，似乎并没有起到特别的正面作用。
“以上两个实例都是我所见、所闻的，类似的情况在高校也并不少见。”卢晓东说，任何一名高校学生都希望自由选择研究生学校，而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也是要在学生选择学习目标时给予尽可能充分的选择自由，但对保研名额的分配恰恰将学生限制在一定的制度范围内，限制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其造成的结果便是有些学生可能完全有资格申请心仪学校的保送资格，却由于名额分配中出现的问题而与理想失之交臂，或者说增加了不必要的考研成本。这与目前各类考研辅导班的非理性繁荣有着直接的关系，也与许多优秀的学生在大学第四年难以参与创新性研究有着内在联系。
事实上，保研名额分配制度在国内早已有之，对于设立该项制度的初衷，湖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胡弼成表示，可能有关部门希望以此对人才提前进行一定的规划，并以此保证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并得到更好的培养，但目前来看，作用可能适得其反。
“名额分配无疑限制了学生自由选择的权利，其实在学术领域，这种行政性的指标分配制度，只能导向‘计划学术’，都应该取消。”胡弼成说，“指标”是行政管理领域才有的名词，对于每所高校而言，其学生的生源结构，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均有很大不同，简单地划分名额比例根本无法反映学生的实际需求。“从这个角度说，对保研名额的分配可以视为大学行政化的一个具体表现，应当取消。”
保研的校内门槛：一场关于公平的争论
安徽某高校学生C，科研创新能力突出，但考试成绩并不是十分优秀，在校内组织的保送研究生资格审查中没有达到标准。因此，尽管C已经凭借科研创新成果，获得国内某知名高校给予的保送研究生资格，但由于没通过校内保研门槛，失去了这一宝贵机会。
目前，本科生如果想成为外校的保送研究生，首先需要通过校内对学生的资格审查，通过者才能接受目标学校组织的录取审查。换句话说，学生的校外保研需要跨过两道门槛。对此，卢晓东坦言，根本没有必要设立校内保研门槛。
“保送制度的根本目的是要将创新人才尽可能地选出来，既然如此，究竟是限制他还是给他更多的自由？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难回答。”卢晓东说。
在他看来，国内学生即使是出国留学，也只需要通过国外学校的录取审查即可，国内高校完全可以采取同样的办法，取消校内门槛，任何学生，只要认为自己能够达到录取学校的研究生保送标准即可申请，而至于能否录取，则应该由研究生教育录取方单方决定。
对于卢晓东的这一设想，赞同者有之，反对者亦有之，而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公平性。
在采访中，一位中国传媒大学在读博士生坦言，取消保研校内门槛，可能会导致某些有“关系”的学生，可以不用通过本校考核，直接凭借“关系”保入外校，加剧保研过程中的徇私舞弊。对此，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顾云深认为并非没有可能：“校内门槛的设置的确对维护公平性有一定作用，能够获得校内保研资格，至少说明其具有一定的学术能力，这样的学生再去参加外校的资格审查，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即便如此，顾云深也同时承认，如果死守校内门槛而不懂得变通，的确会阻碍有特殊才能的人才涌现，“在复旦，学校除了基本的保研标准外，也有专家推荐等其他途径，一条路选拔人才肯定行不通”。
对于公平性的顾虑，卢晓东坦言不必过于担心。目前研究生培养已经逐渐向收费教育转变，研究生入学后，导师需要支付大量科研费用和奖学金给研究生，如果凭关系招入有关系但科研能力不足、不能“出活儿”的学生，老师的经费就要“打水漂”，可以说研究生收费制度改革的内在逻辑会把招生中的大部分关系因素过滤掉。“更何况，即使目前两道门槛的设置，就完全杜绝了‘走后门’现象的发生了吗？”
对此，胡弼成也表示，在保研生的录取过程中，只要把研究生培养的逻辑理顺，制定严格的学术标准，将重点集中在研究生录取方，给予他们更多的有效监督，并将经费的给予与研究效率评价体系关联起来，即使只设一道门槛，也同样会把科学公正的内在动力激发出来。
“目前研究生教育的内在机理已经发生了合理的变化，此时对研究生推荐和保送制度进行改革，会给予学生更大的选择自由和成才机会，降低考研辅导班的非理性繁荣，提高教育系统和社会的整体效率，对大学生和我国高等教育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卢晓东说。
《科学时报》 (2011-11-01 B1 大学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