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文彪 来源:上海大学 发布时间:2010-7-30 13:1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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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伟长与上海大学
 
一、新中国诞生,他忙碌且自信
 
这时候的钱伟长,年富力壮,激情四溢,就像绝大多数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高级知识分子一样,怀着报国之心,急切地希望把他们所掌握的世界科技发展动向、最新的知识、先进的学术思想和教育理念奉献给周围的同事、所在的单位和自己的国家。
 
1949年至1956年,钱伟长在清华大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在国家事务方面,都显得很是忙碌而且总是自信满满。在清华大学,他于1949年成为首届校务委员会常委兼副教务长(刚解放头几年,没有任命新的校长,由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叶企孙主政,教务长是周培源,还有一位副教务长是费孝通),1952年升任教务长,1956年升任副校长(校长是蒋南翔)。在学术界,他是全国力学学会的负责人之一(还有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并任副所长(所长是钱学森),是中国科学院自动所与自动化学会的创办人,是中国科学院1955年首批学部委员之一。在国家事务方面,他是北京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全国青年联合会常委兼副秘书长、中华科学工作者联合会常委兼组织部副部长、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
 
在1949年至1956年的短短几年间,钱伟长为我国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至少做出了两项影响深远的贡献。一项贡献是作为主要执笔者之一参与制定了我国《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还有一项贡献是他和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一起,为确定我国力学发展方向及力学人才培养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十二年科技规划”是新中国建立后由党中央、国务院决策、制定的第一个科技发展规划。规划工作由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副总理陈毅、李富春、聂荣臻主持,召集了来自全国各行各业600多位专家、学者,集中住在北京西郊宾馆,费时近半年(1955年秋至1956年春),确定了57项任务。在规划过程中,当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向国务院汇报的时候,周恩来提出要从这57项任务中找出特别紧迫的需要国务院支持的项目。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又另外组织了一个“紧急措施小组”,这个小组成员包括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黄昆、罗沛霖、王大珩、马大猷等人,按照吴明瑜的说法,“他们都是中国科技界精英中的精英。”
 
吴明瑜,时任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主任,是“十二年科技规划”的参与者,也是以后邓小平在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上讲话稿的主要执笔者。“紧急措施小组”经过讨论,提出了6项内容,即原子弹、导弹、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因为前两项作为国防尖端项目,由国家另行安排,因此,就写出了需要重点发展的计算机、半导体、自动化技术、无线电电子学“四大紧急措施”的文件。这个文件引起国务院的高度重视,随即决定在中科院新建了3个研究所和1个研究室,即计算机、自动化、无线电电子学三个研究所和在物理研究所内新建半导体研究室,还从各个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学生进入研究所、室。钱伟长受命筹建自动化所并任所长。这四大紧急措施不仅是由当时世界科技发展形势所决定,也是代表世界技术革命的标志性领域,而且和当时中央决策的原子弹、导弹的“两弹”计划相一致。到1960年,苏联专家撤离中国以后,更显示出这个规划的超前性、正确性。
 
当年,在“十二年科技规划”工作结束时,周恩来特别提到了钱学森、钱三强和钱伟长的贡献,称他们为“三钱”。从此,“三钱”之名享誉九州,成为那个时代青少年仰慕的科学明星。
 
中国力学界认可一种说法,即周培源、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是中国近代力学的奠基人。周培源,生于1902年,卒于1993年,江苏宜兴人,流体力学家,理论物理学家,1924年清华学校毕业,192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29年回国,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授。解放后,先后任清华大学教务长、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主席,曾任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副主席。钱学森,生于1911年,浙江杭州人,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火箭之父”,1934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38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曾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郭永怀,生于1909年,卒于1968年,山东荣成人,应用数学与力学家,1935年北京大学毕业,1940年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就读硕士,1945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57年回国后,历任中科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副院长,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99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1968年12月5日,郭永怀从青海实验基地乘飞机回北京汇报工作,飞机降落时发生坠毁事故,在失事现场,人们发现他和警卫员的遗体紧紧拥抱在一起。他们是在飞机坠毁前用身体夹住了装有宝贵科研资料的公文包,在令人心碎的遗骸中居然完整无损地保住了资料。同年12月,国家内务部追认郭永怀为革命烈士。钱伟长和上述三位科学家,在科学、教育事业方面有着很亲近的关系。
 
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十二年科技规划”规划工作领导小组秘书和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所长的郑哲敏,在2006年4月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纪念十二年科技规划制定50周年”座谈会上,回顾那一年参加力学科学规划的历史时说:“力学学科以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思想’(笔者注:也有学者称为‘工程科学思想’)为核心,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引导工程的发展。当时力学人才非常少,力学知识非常浅,与航空、航天需求形成巨大缺口。钱学森、钱伟长紧急筹办力学研究班,希望在短期内培养有工科背景的复合型力学人才。在十二年科技规划以后,第一个力学班于1957年2月开课,钱伟长、郭永怀亲自执教,第一批学生120人。同一时期,钱学森积极筹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力学所以为国家服务、特别是为国防服务为目标,以‘技术科学’为指导思想,为我国的‘两弹一星’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于我国力学以“技术科学思想”为核心、力学工作者要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的思想,钱伟长在1956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力学大会学术报告中,有着更详尽的阐述。时过29年以后,他在1985年山东省力学学会成立大会上讲话,再次阐述了上述思想。另据当年中科院秘书处负责人、力学所筹建者之一的朱兆祥回忆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副院长吴有训曾对他说:“院里的意思是,趁钱学森回国之际,把力学研究所建立起来,可以以钱伟长在数学研究所建立的力学研究室为基础,再加一些研究人员。此事已经和钱伟长、周培源酝酿过,大家都赞成钱学森当所长、钱伟长任副所长。”钱伟长于1953年在数学研究所内创立了力学研究室,力学研究所则建立于1956年1月。
 
从“四大紧急措施”的提出到力学所、自动化所的创建,为我国后来“两弹一星”的巨大成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中,钱伟长的贡献是不应该被遗忘的。
 
大概是因为钱伟长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功和快乐,都是从敢想、敢做开始的,所以他不但在科学问题上,而且在社会问题上也常常标新立异,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并因此在1957年以后遭受长达20年的误解和不公正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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