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澎 来源:文汇报 发布时间:2010-10-13 12:5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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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九所高校掌门人面对“内部管理”叹苦经
有多少干预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有多少“牛人”垄断学术资源
 
“现在的大学校长有三大困境,一是不知道做什么,二是所有的作为在短期内看不到成果,三是大学的管理太复杂了”、“大学校长不但要承担学术、行政、人事等各种管理,还要应对来自外部的管理”……10月12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大学校长联谊会上,来自国内9所顶尖高校的校长们面对“内部管理”这个主题,大叹苦经。
 
有多少干预让大学校长不堪重负
 
“大学的任何内部治理,都应该以提高学生培养水平为主。我看过哈佛大学哈佛学院院长写的《大学所有者手册》,觉得上面写的7大守则有些很有道理,比如‘有知识的人应该有更大的发言权’,但是在目前的体制下,这项原则肯定会引起误解,因为更大的发言权就意味着不是人人平等。再比如‘有意识地去杜绝利益冲突会改善决策质量’,但真要这样去实践,真的很难。”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教授说起自己的大学管理经验别有感触,“不仅学校外部对学校的行政干预太多,学校内部行政对学术的干预也太多。”
 
就以每年的招生为例:像清华大学这样的学校都很难按照自己的希望和要求做出决定。顾秉林举了个例子:当初要求清华大学成立软件学院时,清华当年的招生指标已经满了,但学校突然接到有关方面的通知,要求两天内开始软件学院的招生,并且要招满500个学生,此后连续3年都要招500个学生。学校向有关方面提出要求,才把招生名额改为了60人。“可见学校内部的治理,也需要不断求得与外部管理之间的协调和沟通。”
 
校长要应对外部的管理,而在学校内部也不能省心,因为行政对学术事务干预过多导致了权力错位。顾秉林称:“学校一个部门的办事人员遇到教授来办事,通常马上会给教授回复:这个是校长说的,那个是副校长说的,都不能办。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大学校长都很累的一大原因,因为中国的大学没有明晰的决策方式,很多事情都要开会讨论。如果大学内部有了合理的规则,校长们不那么累了,就说明学校治理好了。”
 
有多少“牛人”垄断学术资源
 
“虽然现在都提倡要给专家学术权力,但实际上学术也是分层的,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大,有些专家话语权比较小,制订规章制度时如何来避免这样的问题,这一点也显得很重要。”南京大学副校长吕建教授谈大学内部治理,显然更关注大学的学术环境。
 
“现在评价大学的GDP式指标,不仅增长过快,而且受到过度重视,这给大学的学术环境带来了很糟糕的影响。”吕建坦率地说,“我们现在评价大学的指标有两大类,一类是追随着国际顶尖大学的指标;还有一类就是GDP式的评估指标,比如得了多少个国家奖,SCI论文数量,引用次数等等。其实这种GDP式指标所提出的要求,都是大学本身就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太过看重,反而会影响大学对学术的追求。”
 
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说:“大学的现状是,行政部门掌握了大量的学术资源,分配却不够透明;个别学术‘牛人’垄断学术资源,又使得‘学术自由’演变为个人的‘行为自由’,中国大学目前缺少的,就是这方面的政策和法规约束。”
 
有多少老师从教是为理想和兴趣
 
“一些教师不是为了追求理想和兴趣来到高校,个别教师甚至跨越良知的底线,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这都是中国大学发展到今天面临的从未有过的局面。”西安交大校长郑南宁教授提出,师生价值观的多样化,使大学的内部治理也面临难题。
 
郑南宁称,如何使大多数称职的教师能不受外界的诱惑和干扰,体面生活,潜心研究,进行创造性思考和探索;学校如何找到理解大学文化又有行政管理能力的专职非学术型领导,一直是他在琢磨的问题。“行政管理与学术管理混为一体,师生交流不多,师生关系渐行渐远,学生对教学时有意见——这些都是大学管理中不得不解决的问题。”
 
“清华大学的学生原先平均成绩是70多分,后来变成80多分,现在变成了90多分。”顾秉林教授说,“现在要求大学以学生为本,重视人才培养,于是大学都开始重视学生对老师的评价,甚至把学生对老师的评估作为重点内容。这导致一些教师从对学生严格要求变成放纵。以学生为本难道就是仅仅重视学生评教?这简直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有多少教育问题必须马上决策
 
“我当校长20个月,胜过我读20年书,目前学校的管理有不少漏洞,解决这些漏洞只能通过‘法治’。”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说,“正是因为没有完善的管理大学的章程,使得大学校长在管理大学时,经常要冒各种各样的风险。其中包括经济利益上的风险、法律层面上的风险,甚至还有道德和名誉上的风险。”
 
杨玉良教授最近让校办查以前的大学管理条例,发现有1000多个需要废除,因为大多数已经过期。“为什么有1000多个过期条例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大学章程。应对一个情况就出一个条例,执行也要靠领导班子,显得很不规范。”他认为,治理大学学术是第一位的,但是往往人们在面对一件事时,未必能把学术放在第一位,因为缺乏合理的法规和制度。
 
杨玉良教授提出:“大学在内部管理和决策上还是要保守一点——每当你想到大学的某个举动和决定,会对学校甚至社会产生10年、20年的影响,你还会觉得我们有那么多事情一定要今天或者明天马上做决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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