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念完书，我将回国唤醒中国妇女” 

康同璧1907年2月入纽约巴纳德学院就读，成为1909年届学员，她致力于争取女权与改革，打算在巴纳德引进来后扩大其社会事业的参与。纽约邮报晚报曾引述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 我将回国唤醒中国妇女。 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 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

 

“你应该成为下一个康同璧”

2008年12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院长石德葆女士在阅读一位美籍华裔女学生的入学申请书时，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母亲不停地给我灌输这样的观点，‘你应该成为下一个康同璧’，这句话已经深深印在我的脑海，当我开始寻找我希望申请的大学时，我万分震惊地发现，康同璧——我一生的偶像，居然毕业于巴纳德学院。”

 

巴纳德学院是纽约市第一所，同时也是全世界仅有的少数能让女生像男生一样接受严格文理科通才教育的女子大学，它是美国著名的“七姐妹学院”之一。作为巴纳德学院的第11任院长，石德葆一直对中国学生和国际学生很有兴趣，她立即要求学院的招生部主任对康同璧的情况作一些研究，并告诉这位申请者有关康同璧的故事。

 

2007年，巴纳德学院有来自全世界45个国家的国际学生。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里的校园内几乎很难找到外国学生。1907～1908学年中，执行教务长威廉姆·布鲁斯特报告说，学院共有4名注册的外国学生，一位来自英国，一位来自德国，一位来自俄罗斯，另一位则来自中国。这应该就是巴纳德学院的第一批国际学生，而且，这位来自中国的学生就是康同璧，实际上她是巴纳德学院第一位来自亚洲的学生。虽然巴纳德学院关于康同璧的档案记录是零散的，但这些零散的资料却揭示出她朦胧而迷人的一生中令人眩目的细节。

 

石德葆深受激励，她和同事立即决定，巴纳德学院应该举行一个研讨会，纪念康同璧从巴纳德学院毕业100周年，讲述100多年前留学美国的故事，讨论她的智力财富对今天中国和中国女性的影响。

 

2009年3月19日，石德葆在中国北京举办了纪念康同璧研讨会，包括吴青、杨澜等在内的多名杰出中国女性共同参与了讨论。

康同璧是我国清末民初政治改革家康有为所挚爱的次女，她出生的具体日期如今已不可考证。据康有为日记记载，她于1880年出生于中国广东省，但是康有为日记的英文译者指出，她实际出生于1887年，而她在巴纳德学院注册时填写的出生日期是1888年2月5日。

 

康同璧出生之初，正是康有为立志向西方学习，并逐步形成自己的维新思想之时。康有为是广东南海人，在离开了教授宋明理学的朱次琦老师后，于22岁那年开始自己读经世致用之书，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同年游香港，又读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这一年是康有为从中学转为西学的重要开端。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的封建制度先进，他立志要向西方学习，挽救危亡中的祖国。

 

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出生于广东，在北京长大，经常出入宫中。康有为的改革运动包括反对妇女缠足，并身体力行拒绝为女儿们缠足，这也造就了康同璧日后独立、积极的个性和对社会改革的关怀，与当时一般上等人家的小姐截然不同。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推行的维新运动仅百日即宣告失败。康有为从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涯，流亡期间，他仍在各地为中国的君主宪政和社会改革事业奔波。康同璧的姐姐康同薇陪伴在父亲身旁，年幼的康同璧则被送往香港投靠亲戚，之后又到了日本和加拿大。康同璧除了通晓宫中的北京官话和家乡的广东话外，还学习了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印度语。

 

1902年，康同璧在一家日文报纸上看到父亲逗留印度，于是孑身独行，到印度寻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写道：“（康同璧）以19岁之妙龄弱质，凌数千里之莽涛瘴雾，亦可谓虎父无犬子。”康同璧也在印度大吉岭写下过“我是支那第一人”的名句。

 

1903年，康同璧抵达美国，既为读书也为父亲的维新党争取海外支持。她在华盛顿州塔克马市创立了保皇会妇女分会。之后前往旧金山、芝加哥等地，最后抵达纽约市。巴纳德学院的资料记载：“年轻的她能在众多华人与非华人聚集场所用广东话或英文从容演说。”

 

在1903年10月20日的一场公共集会上，康同璧组织的保皇会纽约妇女分会宣告成立。当时《纽约论坛报》这样写道：“她诚恳地说，‘我要她们读报，要她们通晓知识，要她们协助纠正时弊，并受良好教育。猫猫相伴，狗狗相助，为什么我们妇女不能团结互助呢？’”

 

康同璧出生之际，也是美国的巴纳德学院蕴酿成立之时。

 

1864年，当弗雷德里克·巴纳德被任命为纽约哥伦比亚学院院长时，哥伦比亚学院还是一个只有150名大学生和6名教员的学院，学校只招收男生。巴纳德承诺要将哥伦比亚办成“最重要州中的最重要城市中最重要的学院”。25年后，当他在校长职位上逝世时，他的承诺成为现实：哥伦比亚学院成为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人数增加到1500人，教员增加到100人。

 

巴纳德校长所推动的最有意义的工作之一是提议学校招收女生，主张男女同班同校。1879年，他第一次提出允许女生入学，但遭到反对。10年后，董事会通过投票达成妥协意见，同意创办一所附属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女子学院。但巴纳德并不认为这种附属学院的建立是一种胜利，但也不是一种不可接受的选择方案。1889年，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女子学院成立，并以当年逝世的校长巴纳德之名命名。实际上，在巴纳德逝世94年后，也就是在1983年，哥伦比亚大学才开始招收女生，实现了男女同校。

 

在遥远的中国，1888年9月，康有为在北京上书光绪皇帝，痛陈祖国的危亡，批判因循守旧，要求变法维新；1891年，他回到广东，开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弟子有梁启超、陈千秋等人，为变法运动创造理论。就在这个时间段里，康同璧出生了。

 

据记载，1903年11月，康同璧到达纽约，因没有名额而被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拒绝后，入马萨诸塞州拉德克利夫学院念书，后又往康州三一学院求学，在1904～1905年间，她有自己的私人导师。

 

1905年5月，她申请巴纳德学院的入学考试，但直至1907年，她才以“学院客人”的名义入学，这应该是时任教务长劳拉·吉尔专门为她而发明的一个身份。在这一身份下，她可以不修所学课程的学分，但仍然是1909届班上的一名学生。这种特殊待遇并不表明轻视她的智力或以前的教育情况，而是由于学院考虑到她不时需要陪同父亲履行使命，加之她年龄小、英语不够纯熟，吉尔教务长担心她可能通不过正规的毕业考试。然而，毫无疑问，康同璧完成了学院中必修课的23门课，包括历史、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

 

尽管不时需要陪伴父亲在世界各地旅游，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的改革运动，但康同璧依然积极投入学校的学术和社会文化生活。她在新建的布鲁克斯宿舍租了最贵的一套房间，并有私人仆人照顾，她时常在房间里举行茶会招待同学。

 

康同璧致力于争取女权与改革，在巴纳德读书时，她曾赋诗支持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她打算在巴纳德结业后扩大其社会事业的参与。《纽约邮报晚报》引述过她的一段话：“等我念完书，我将回国唤醒祖国的妇女。我特别关心妇女参政权，望能唤起中国妇女实现其权利。”她像父亲一样支持中国的政治、社会改革和妇女权利的改革，但她可能比父亲更激进，她将妇女的选举权视为一种基本的民主权利。

回国

康同璧1909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后，有关她的英文记载就很少了。1911年，清朝灭亡，她回到中国，继续献身女权运动。她积极参与上海的妇女运动，通过集会和演讲呼吁女性权利。她曾在中国最早的妇女刊物《女学报》任编辑并为之撰稿，这是中国的第一份女性期刊。她同父亲一样反对缠足，并与其他女权运动者成立并领导“天足会”。她曾担任万国妇女会副会长、山东道德会长、中国妇女会会长等。1951年后任中央文史馆馆员。1958年，她编写了《康有为年谱》。

 

康同璧的丈夫罗昌是梁启超的弟子，先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留学英国获博士学位，他们有一子罗荣邦和一女罗仪凤。晚年的她和女儿共同居住北京。“文革”中曾受到冲击，1969年8月17日逝世。

 

石德葆说，康同璧是一位杰出的女性，她是一位诗人、画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和女儿，她的传奇故事是中国也是巴纳德学院的财富；她在中国、美国和世界各地为女性权利奋斗，为的是让这个世界更好一些。“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这位杰出的中国女性，我们也致力于要让下一代的女性和女孩们接受最好的教育，让她们拥有知识、能力和信心，跟随热情，追求梦想，成为卓越的人才。”

1909年，康同璧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毕业，成为从这所女子学院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百年之后，2009年3月，巴纳德学院在北京举行纪念康同璧研讨会——妇女人才 锦绣中国，巴纳德学院院长石德葆女士主持研讨会，四位杰出的中国女性作嘉宾发言人，以个人经历深入探讨了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地位、女性权益的变迁，她们是妇女问题专家吴青教授、资深媒体人杨澜、作家严歌苓和导演杨紫烨。

 

吴青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美国女子学院有着曲折的联系。她的父亲吴文藻1923年赴美国留学，1927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系博士学位；她的母亲冰心也于1923年获得燕京大学学士学位和学校颁发的金钥匙奖，赴美国波士顿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1926年获文学硕士学位。

 

吴青庆幸自己有冰心这样的母亲。“我妈妈出生于1900年，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祖父就反对给她缠足和穿刺耳孔，他在介绍她时会这样说，‘这是我的女儿，就像儿子一样’。”

 

吴青说：“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妈妈告诉我，你首先是一个人，然后再是一个女孩。所以，我从来不认为我是一个女孩，但我知道我是一个人，我也是这样对待他人的，无论我同一个男孩或女孩讲话时，我总把他们当人来看待，我认为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吴青讲述了她所关心的中国农村女性权益的问题。她说，从经济上划分，中国有两种类型的人：富人和穷人。1990年，当她成为加拿大国际署的性别问题专家时，她获得一个赴农村调查的机会。“我的第一旅程是到中国的甘肃省，这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当地的人们没有足够的水，也吃不饱饭，住在非常破旧的房子里，一个家庭通常有3个或5个小孩，最后一个往往就是男孩。”她说，“我来自一个精英家庭，这次旅行让我第一次知道贫穷的真正意义。从此，我决定将用我余生的精力为这些农村的妇女和女孩服务。”

 

吴青说，在中国农村的部分地方，孩子们需要每天在上学的路上走7～8个小时，许多女孩因此就不能去上学了，也就因此成为文盲。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仍有1亿多的文盲。在吴青任董事的北京农家女文化发展中心，有专门为农村妇女开设的文化班；有自杀干预项目，“因为中国自杀率最高的人群是农村妇女”；同时还为16～20岁的女孩设立奖学金项目。“首先，我们要赋予她们权利和能力，告诉她们，她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女孩，我们还谈论透明、责任、民主，特别是人权。”

 

今天的吴青不认为自己是成功的，“我对成功的定义是，中国的每个人都能和我一样，从容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做自己想做的事，实现这样的目标，我才能说自己成功了。所以我说，我正在走一条非常非常漫长的长征路，比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还要长，因为我要对付的是有2400多年历史的封建主义，这太难了。但我有相当的信心”。

 

 

“我的祖母比康同璧晚10年出生，4岁时被母亲缠足，与此同时，她的哥哥却被送到美国上大学，她只有在家里的私塾学习4年，这就是100年前的那个时代。相比之下，今天的女性多么的不同！她们有选择权。”杨紫烨说。

 

在香港长大的过程中，当时的绝大多数女性都呆在家里，但杨紫烨看见母亲一直在工作。“我妈妈从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工作，她走自己的路，成为相当成功的企业拥有者，她告诉我绝不放弃。”20世纪60年代，当杨紫烨还是一个孩子时，母亲经常带着她到香港的难民安置营，看望住在那里的贫困家庭的妇女，她们不得不通过做塑料花、缝纫等手工活贴补家用。“我妈妈会花很多时间与这些妇女交谈，鼓励她们努力多做事情，这样就能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更好的生活。妈妈激励了我……我知道只能通过辛勤的工作，才会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20世纪70年代，杨紫烨在大学的商学院学习了两年之后，申请了美国的艺术学院。

 

在美国旧金山，杨紫烨制作了许多纪录片，关注非正义和亚裔美国人的生存状况，希望能通过影片向美国主流社会反映中国真实的一面。“100多年前，美国还有排华法案，许多中国人不允许成为美国公民。”她执导的《风雨故园》和《中国一二》在中国的港台地区及欧洲获广泛好评和传播，被美国多所大学和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写入教科书和亚裔研究教材。

 

2004年，一个意外的机会让她开始关注中国国内艾滋病的状况。于是，她和丈夫决定到北京生活和工作。在四年多的时间里，她遇到许多英雄式的女性人物，她们努力推动人们对艾滋病的认识，帮助许多的艾滋孤儿。“纪录片《颍州的孩子》是在她们的帮助下制作的。”杨紫烨说。

 

谈到时下的经济危机、大学毕业生难找工作时，杨紫烨说：“也许，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应该做的事不是花一年的时间去找到工作，而是到中国的乡下去，志愿用自己的时间帮助和了解他人，了解这些人们的生存状态，这样会学到许多东西。目前有许多这样的非赢利组织，中国还有许多值得关注的公共健康问题，如人们对乙肝的认识、爱滋孤儿的照顾等。”

 

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严歌苓7岁时就离开了学校，12岁时成为部队的舞蹈文艺战士，20岁之前成为一名通讯作家，23岁时成为一名陆军中校，37岁时获得芝加哥哥伦亚比亚艺术学院的文学写作硕士学位。

 

“今天，我想谈谈中国的女性作家，这是一个令我着迷的话题。”她说，“自从康同璧留学回国并组织了‘天足会’后，中国的女性作家诞生了，（20世纪）20年代处于萌芽状态，30年代繁荣兴旺，比如吴青教授的母亲冰心女士，她是女性写作的先锋。而在此之前，女性基本上不允许思考、不允许发出她们的声音。“文化大革命”后，一大批新兴的女作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她们热衷于表达自己，我就是其中一员。”

 

在国外生活了20年后回到祖国，严歌苓为国内年轻女性作家的写作方式感到惊奇，“她们不仅表达她们的思想、需求和欲望，她们表达所有的一切！她们的表达没有限制，在我看来，这条路是康同璧铺就的……一个世纪前后，这是多么大的变化，这是真正令人惊叹的大跃进！”

 

严歌苓听说过许多真实的故事，被故事中的主人翁所感染和激发，并成为她小说的种子。比如，她的小说《第九个寡妇》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土改时，一位年轻的农村寡妇从刑场中背回被执行枪决但未死的公爹，在家中的红薯窖中藏了20年，躲过了一次次的饥馑和政治运动，直到改革开放，公爹被摘下政治帽子……“我听到了这个故事，我把它写出来，我希望人们能够知道这些故事背后的历史，问一问为什么，这就是我的使命。”

 

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坐在巴纳德学院纪念康同璧研讨会的主席台上，杨澜深感愉快。

 

回顾百年中国女性的维权历程，杨澜说：“100多年前，当康同璧注册成为巴纳德学院学生时，中国的绝大多数女性被缠足、被锁在家里；她回国后为女性权利呼吁并反对缠足，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故事。因为有时难以想象，在这一个世纪的历程中，中国女性所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们这一代人小时候就认为，妈妈出去工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也没有想过自己长大后会不出去工作……改革开放30年来，我看到了女性权利的进步，年轻的中国女性有机会追求她们的自由和梦想，这要感谢像康同璧这样的前辈。”

 

两年前，杨澜和专业调查公司合作，对中国大约超过8000万的职业女性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中显示了几个有趣的现象：70%的女性表示，即使丈夫有能力支撑家庭的经济，她们还是愿意出去工作。“我们工作不是为了钱，我们珍视自我实现和经济独立的感觉，而且我们能控制自己的时间”；79%的女性相信她们控制了家庭支出和存款；70%的离婚是由女性首先提出的。杨澜说：“至少在大城市里，女性们不仅控制了家庭经济，而且控制了婚姻。”

 

杨澜说，她自己的成长和工作经历映照出了这种变化。1990年，中央电视台举行了首次公开的大学毕业生面试会，在1000多名候选人中，杨澜幸运地被录取，主持了当时万众瞩目的电视节目——正大综艺。

 

“我还记得那时的情景，那个年代99%的中国人没有护照，因此他们没有机会到国外旅游……我收到好多女性的来信，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说，美国人的厨房是最神奇的地方，‘看看他们的厨房，比我们的客厅还大啊！’”

 

“今天，我在公司里听到同事们在讨论到哪里过春节的事，有人问，‘去新加坡怎样？’她们回答说，‘不，新加坡太单调了，我们去欧洲吧！’今天，她们能够承担这样的旅行，这是多么大的变化！”

 

迄今为止，杨澜走过了30多个国家，有一天，母亲看着她说：“在我这样的年纪，这是不敢想象的事！”

 

做一份自己真正热爱的事业是杨澜的幸运，她建议年轻的女性们：“对自己的职业没有真正的热情，你很难坚持做20年，并且享受其中的每时每刻。因此，选择一些自己真正喜爱的事来做，这样你就不会抱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因为热情或梦想本身就会推动你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