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度一等奖
“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
20余年探索，150万字著作！他们写下矿床学“中国答案”
1965年9月，南秦岭西段510地区突降鹅毛大雪。
涂光炽一行十几人，刚结束一天的野外考察工作，踏着泥泞步行十余里，赶到工区与野外队员围在一起座谈。正是在这次座谈会上，涂光炽把酝酿已久的想法讲了出来：关于铀矿成因，他有一个不同于国际通行理论的新认识。
时间倒回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紧张，核工业成了那个年代最紧迫的战略需求。而铀矿，则是核工业的命脉。但要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找到铀矿并不容易——如果不弄清它的成因，那么找矿不啻于大海捞针。
正是在这个节点上，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以下简称地质所）研究员涂光炽和他的同行者们，走进了南秦岭的崇山峻岭。山风猎猎，地质锤一声声叩响岩壁。正是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寻找中，那个有关铀矿成因的颠覆性猜想，在涂光炽心里暗暗萌芽。
这条求索的路，他们走了20余年，从铀矿起步，一步步拓展到更多矿种；从野外踏勘，再到实验室反复验证。那颗风雪夜里埋下的种子，那个当时听起来颇为大胆的想法，最终生长为一部“大书”——《中国层控矿床地球化学》，三卷本、约150万字，成就了中国地质学自己的理论体系。
最终，该成果荣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在中国科学院档案中，完整留存着这项成果的申报材料、评审意见与获奖证书……透过这一份份原始记录，那些山野奔波、伏案钻研的过往，依然清晰可触。
1987年度一等奖
“五次对称性及Ti-Ni准晶相的发现与研究”
几乎同一时期，中国科学家独立发现这一诺奖级成果
长久以来，在人们的认知里，固体就分为晶体与非晶体两大类。晶体的原子排列具有周期性平移重复的特征，如普通金属、食盐等；非晶体内部的原子排布则杂乱无章，玻璃、沥青就是典型代表。
然而，1982年，以色列科学家Daniel Shechtman发现了一种特殊的固体物质。它既非完全无序的非晶体，又与已知的晶体完全不同。这一现象违反了当时公认的物理学常识，一度饱受争议。后来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种物质是介于晶体和非晶体之间的特殊固体，并将其命名为准晶体（简称准晶）。近30年后的2011年，这项发现为Shechtman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在诺贝尔奖的光环加持下，Shechtman发现准晶的故事流传甚广。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就在Shechtman公布这一成果的几乎同一时期，一群中国科学家也沿着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径，独立发现了准晶。面对“晚了一步”的遗憾，这支科研团队从未懊丧，他们继续深耕，一举将中国的准晶和电子显微学研究带入世界前列，使我国跻身第一梯队，与美国、日本并驾齐驱。
凭借“五次对称性及Ti-Ni准晶相的发现与研究”，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以下简称金属所）研究员郭可信与叶恒强、李斗星、张泽、王大能共同荣获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如今，翻阅金属所留存的档案，我们得以回望那段潜心求索、终臻巅峰的光荣岁月。
1987年度一等奖
“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
让美国人自费复印的中国公式，最终改写教科书
“原来你就是那个欠我钱的人！”
1983年美国生物化学会年会现场，美国著名蛋白质化学家Robert Feeney经引荐与邹承鲁结识。这句开场白让邹承鲁大吃一惊——自己与这位教授素不相识，何来“欠钱”一说？
Feeney随即笑着道出原委。原来，他曾在自己的书中详细介绍了邹承鲁1962年发表在《中国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工作。但由于美国多数图书馆均未收藏该杂志，不少同行写信向他索要这篇论文的复印件。彼时复印机尚未普及，他只好自掏腰包复印并寄送，日积月累，竟成了一笔不小的开销。
4年后的1987年，那项让美国教授甘愿自费复印传播的研究荣得殊荣——以邹承鲁、许根俊、孙玉昆、杜雨苍、赵康源和周海梦为主要完成人的“蛋白质功能基团的修饰与其生物活性之间的定量关系”研究，获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1987年度一等奖
“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
代号“824”，中国科学家再一次震动世界！
在中国科学史上，以时间为代号的重大科研项目中，“824”是颇为特殊的一个。
1964年8月24日，毛泽东主席在与周培源、于光远两位科学家座谈时，提出：“关于生命起源要研究一下。”这场关键谈话，为我国分子生物学的长远发展指明了方向。
时隔4年——1968年，继首次人工全合成结晶牛胰岛素后，中国科学家向结构更为复杂、合成难度更大的核酸分子发起了新的“冲锋”。代号为“824”的科研项目悄然启动——它的目标正是人工全合成转移核糖核酸（tRNA）。
历经13年攻坚克难，1981年，世界上首个人工全合成的完整活性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tRNAyAla）在中国诞生。1987年，“酵母丙氨酸转移核糖核酸的人工全合成”研究成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项生命科学界里程碑式的原创研究成果，让全世界的目光再一次为中国而聚焦。
在中国科学院珍藏的关于这一研究的实验手稿、会议纪要和证书等珍贵档案，仿佛仍在述说着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板凳甘坐十年冷”的专注与韧劲，以及追问生命本质奥秘的勇气与赤诚。
1987年度一等奖
“东亚大气环流”
“二等奖”变一等奖！他们用30年筑牢我国气象理论根基
“陶兄指正 作者敬赠”。
在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大气所）的档案柜中，一本1958年出版的专著《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扉页上，留存着这样一行手书字迹。
手书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所研究员、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这本专著的作者之一叶笃正。“陶兄”指的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大气所研究员陶诗言。叶笃正精研大气动力学理论，陶诗言深耕天气学预报实践。二人年龄相仿，在研究中互补长短、默契十足，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合作经历中结下深厚的友谊，平日里常以“陶兄”“老叶”互称。
20世纪50年代起，在这两位亦兄亦友的研究者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地球所）气象研究室（注：1966年，气象研究室从地球所分出成立大气所）对东亚大气环流开展了系统性研究。《大气环流的若干基本问题》，便诞生于这一时期。
30年后，“东亚大气环流”系列成果摘得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依托三本专著和30余篇学术论文，研究人员系统地揭示了东亚气候特征。他们提出的气候突变概念、亚洲大陆和青藏高原对北半球大气环流的作用、阻塞高压在持续异常天气中的重要性等，至今仍在我国气象预报中被广泛运用。
1987年度一等奖
“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
多学科大兵团协同！中国人自主丈量“世界第三极”，填补科学空白
“青藏高原隆起改变亚洲大气环流”“亚洲水塔滋养数亿人口”…… 如今，无论是翻阅中学地理教材、科普读物，还是观看纪录片，人们都能轻松获取到关于青藏高原的丰富知识。
然而，这些看似寻常的认知，在半个多世纪前曾是“遥不可及”。
时间回溯到20世纪中期，青藏高原之于中国科学界，几乎是一片“未知的秘境”。彼时，对这片约占国土面积四分之一的广袤土地，仅有少数外国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留下了零散记述，而中国科学家在此开展的系统性考察近乎空白。
多年后，中国科学家终于用自己的双手和双脚，填补上了这块“空白”。1987年，由《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丛书》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科学考察报告》等组成的“青藏高原隆起及其对自然环境与人类活动影响的综合研究”成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这项研究成果，标志着我国完成了对青藏高原的系统性科学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