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房子，我流汗，只靠国家是懒汉”，这幅悬挂在去往老北川遗址路旁的标语让人感慨万千。然而，让人从这幅标语中感到的，不仅仅是受灾群众生产自救的豪情壮志，从中也能读出一份受灾地区百废待兴却诸事待变的无奈。
正是因为震后的种种困境，让规划工作者矛盾重重。在《重建规划角力》一文中，我们看到，如果规划审批足够严格规范，那么大批建筑的重建时间将被拖过雨季，无数受灾群众只能在板房中度过差不多又一个年头。如果加快速度，又会面临着选址、潜在次生灾害和土地重新分配纠纷等诸多困境。
政府规划官员和援建专家面临的困境，也困扰着其他与地震相关的科研工作者。原因很简单，地震所关系的，不仅仅是科学上的有与无，还牵扯着经济、生命、道义、舆情和领导压力等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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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种挑战，种种窘境，断无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案，也只能在实践中逐渐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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