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剑桥大学出版社科学史前任编辑亚历克斯·霍尔兹曼，找到了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科学史希尔戴尔讲座荣誉教授大卫·C.林德博格和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科学史教授罗纳德·L.南博斯，给出了一份关于编写一部科学史的计划书，这部科学史将列入近一个世纪以前从阿克顿勋爵出版14卷本的《剑桥近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1902～1912）开始的著名的剑桥史系列。因为深信有必要出版一部综合的科学史并相信时机良好，林德博格和南博斯接受了这一请求。

 

众所周知，自萨顿时代以来，科学史学家已经写出了小有规模的科学史专论和文集丛书，但他们一般都回避撰写和编纂通史。大卫·C.林德博格说，萨顿本人计划编写一部八卷本的科学史著作，但他仅完成了以基督教产生为结尾的前两卷（1952~1959）。他的三卷本的宏篇巨著《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1927～1948），内容并未超出中世纪的范围。由勒内·唐东编纂的三卷（4本）的《科学通史》恰在20世纪末科学史繁荣期前，唐东的这套书很快就过时了。20世纪90年代罗伊·波特开始主编那本非常实用的《丰塔纳科学史》（Fontana History of Science）（在美国出版时名为《诺顿科学史》），该书分为几卷，但每卷只针对单一学科，并且都由一位作者撰写。

 

因此，大卫·C.林德博格和罗纳德·L.南博斯的目标是提供一个权威的、紧跟时代发展的关于科学的记述（从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文字社会到21世纪初期），使即便是非专业的读者也感到有吸引力。“剑桥科学史”丛书的每一字一句都由来自有人居住的每一块大陆的顶级专家写成。这些撰稿者反思了科学史不断扩展的方法和论题的领域，探讨了非西方的和西方的科学、应用科学和纯科学、大众科学和精英科学、科学实践和科学理论、文化背景和思想内容，以及科学知识的传播、接受和生产。因此将“剑桥科学史”分为八卷，前四卷按照从古代到18世纪的年代顺序安排，后四卷按主题编写，涵盖了19世纪和20世纪。来自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杰出学者一起组成的丛书编纂委员会，分工主编了这八卷：《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近代早期科学》、《18世纪科学》、《现代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现代生物科学和地球科学》、《现代社会科学》、《国家和国际语境下的现代科学》。

 

在2003年，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得知此套丛书出版消息后，极力向一直致力于出版科学史书籍的大象出版社推荐。《18世纪科学》中译本的责编刘东蓬说，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因为与大象出版社出版方向吻合，于是购得中文版版权，并立即组织国内专家展开了翻译工作。迄今为止，这套“剑桥科学史”丛书的《古代科学》、《中世纪科学》、《现代生物科学和地球科学》、《国家和国际语境下的现代科学》尚在撰写者的襁褓之中，而国内只有《现代社会科学》和《18世纪科学》已经出版，《近代早期科学》、《现代物理科学和数学科学》还在翻译过程中。

 

 

当看到“剑桥科学史”丛书中的第4卷《18世纪科学》的封面时，令人有些许疑惑，有些许好奇：在人们遗忘的18世纪里，科学究竟有着什么变化值得记载，从而成就这本近900页的书？

 

这本《18世纪科学》为一般读者和专业人士提供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详尽、全面的概述，探论17世纪的“科学革命”以及主要的新增长点，尤其是实验科学的含义。该卷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科学，也谈到了一些传统文明中的科学和殖民地的科学。所包含的范围既有对科学本身认知维度的分析，也有对其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意义的解释。

 

“这本书的价值应该是长久的。”该书的译者、中国科学院自然史研究所研究员方在庆说。书中的内容视野开阔，有所交叉。除了有相应学科的介绍外，还剖析了18世纪知识传播、文化传播方式及其如何从欧洲向殖民地辐射，阐释了在18世纪非欧洲的文化和欧洲文化的互动过程中呈现出的知识形态。此外，该书分析了18世纪科学和其他社会因素中的互动关系。如在以往的科学史中，研究者很少谈及文学，而在这本书中《科学、文化和想象：启蒙的形成》这一章探讨了为什么当时出现了文人反科学现象；该书还剖析了在18世纪人们反牛顿学的心理，讲述了科学后来又是如何改变这些人的看法。

 

《18世纪科学》的36位撰稿者均是各个研究领域的世界领军人物，如该书的主编罗伊·波特（1946～2002）乃是伦敦大学学院韦尔科姆·特拉斯特医学史中心医学社会史荣休教授，毕业于剑桥大学。同时他还是一位高产作家，毕生撰写了200多本有关医学史、科学史和启蒙运动方面书和众多文章，其中包括《社会医生：托马斯·贝多斯与启蒙时代晚期英格兰的疾病生易》（1991）、《伦敦：社会史》（1994）；《“人类的最大利益”：人类医学史》（1997）等，这些著述产生了重要和深远的影响。波特由于劳累过度，在该书还未出版，就已去世。再如约翰·赫德利·布鲁克曾任《英国科学史杂志》主编，1996～1998年担任英国科学史学会主席。其著作《科学与宗教：一些历史透视》（1991）被授予科学史学会的沃森·戴维斯奖以及作为科学与宗教领域杰出著作的坦普尔顿（Templeton）奖。这些作者在该卷中，既叙述了有关问题当前的不同研究成果以及方法论上的争论，也给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

 

在《18世纪科学》这本书中，撰写者们试图将当时很多思潮当成形成知识的因素来写。方在庆说，他们如此做是在试图恢复历史真相；而不是像以往的科学史那般拥有浓厚的黑格尔主义色彩，没有放弃那些在历史上起了一定作用可最后以失败告终的事件。

 

除此以外，这本《18世界科学》讲述科学史的方式与以往的书还有一个不同之处，即是从18世纪的学科体系去讲述当时的科学史。方在庆解释说，18世纪的思想家对不同学科的理解是不同的，关于知识谱系与现在也是截然不同的。现在我们写科学史按照现有的学科体系去描述几个世纪前的科学史，将其支离破碎了，是一个错误。

 

当手捧这本《18世纪科学》时，你会发现它包含着一个个生动真实的故事、对事件的理性分析，发现它既是一本叙事性的书，也是一本解释性的书，甚至还可以被当成参考工具书来用。方在庆说，这本书的创作模式、写作手法很鲜活。书中的每一章节都是对现有的所有研究领域的概括，每一个论题都将迄今为止的研究成果纳入其中。甚至基于从前的研究，有些地方还有创新之处。恢复人们对科学史真正的认识，恢复原貌。科学介入了整个社会结构，对打破人们的成见、消除误会，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的。科学史也是一个工具。科学史在历史学中很有分量，对整个社会的形成是起到很重要的作用的。

 

在这本科学史百科全书中，方在庆坦言，“唯一遗憾的是涉及中国的章节，没有写出特点”。可能是因为写中国部分的作者并非由中国人自己撰写，且使用的是二手文献，此外18世纪时中国处在一个很尴尬的时期，明末清初虽然有传教士进入中国，但是这些科学知识并没有在中国扎根。希望将来中国人自己能将中国的科学发展史载入史册。

 

 

在人们印象中，18世纪是处在沉闷中的黯淡时期，是“第一次”与“第二次”科学革命高峰之间的低谷，是达尔文的争论风暴和令人震惊的19世纪物理学突破前的暂息。而罗伊·波特让我们在这本《18世纪科学》中看到18世纪科学被颠覆的形象。

 

玛格丽特·雅各布曾将18世纪描绘成“科学知识成为西方文化不可缺少”的时代，即科学知识成为“公众知识”的时代。波特在导言中说，“吸收”与“消化”也许是对18世纪科学非常恰当的描述。

 

在18世纪，科学家、科学普及者是如何改变人们看法的，方在庆说，在18世纪虽然科学革命已经完成，但为了呈现出进步的世界观，希望通过科学来改善人类的生活状况，改变对社会中人世间的不平等，于是科学家或是学术团体自发对科学进行普及和扩张，让人们有好奇心、求知欲望。公众知识分子，在沙龙、博物馆里，讲解科学观念，通过这种传播方式，将其渗透各个不同的阶层，如写给妇女和儿童的牛顿力学。

 

因此，科学概念得到了巩固和发扬，科学越来越具有权威性。“如此，科学从咖啡馆走向了社会，得到了广泛的认可。”方在庆说。科学逐渐开始扮演意识形态的角色。受过科学教育的人逐渐成为社会管理者，有一些统治者渐渐意识到科学的重要性。在启蒙运动的计划中，关于哲学、诗文、宗教和政治的话语挪用了培根、笛卡儿、伽利略、伽桑狄，特别是牛顿的科学方法和模式。有牛顿式的诗歌，有牛顿式的政府学说，有微粒式社会模型、政治经济模型以及心灵和情感模型，这些都是有杂志传播或者通过纽卡斯尔到那不勒斯的地方性集会传播的。此外，方在庆介绍说，科学的计算精神已经渗入到日常生活之中了，如人寿保险、赌博等等，这些都用到了数学中的概率论。法国开始介入科学，逐渐建立科学研究机构，资助科学。法国的皇家科学院，由此扩散到俄罗斯等其他国家。

 

曾有言论说，到1700年，近代科学的所有重大突破都已完成，留下的不过是修修补补的事情。而波特说，“我们不能小视在1700年这些科学仍然处于初期的情况，尽管他们都是与牛顿、惠更斯、莱布尼茨还有其他数学物理学先驱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不要忘记在18世纪初时莱布尼茨还有16年寿命，牛顿还有27年寿命，牛顿的《光学》还没有出版……到1700年牛顿所发射的光线更像黎明前的第一束光线，而不是中午炫目的光线……18世纪天体物理学仍然在观察、计算，理论上也有显著的革新。”

 

波特还强调应当注意18世纪的数学进展，以及与其交织在一起的问题。“伯努利兄弟、莫佩尔蒂、欧拉、克莱罗、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拉普拉斯和其他欧洲大陆的数学家都取得了辉煌的进步。革新的分析技法刺激了数学在许多问题上的运用，这些问题包括刚体的运动、震动、流体力学、张力；守恒定律得到了发展，从而形成了宇宙理论，新宇宙理论向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发展。此外18世纪数学所取得的进步绝非仅限于数学内部和数学技巧上的成就。”方在庆说，确实如此，18世纪还有大量的新专业在形成，如地质学、生物学。这些术语已经被创造出来了。另外，化学革命实际上是在18世纪完成的，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迟到的革命。

 

或许我们能从这本巨著中窥见曾经被我们忽视、遗忘的18世纪科学。

 

 

“剑桥科学史”丛书的翻译工程庞大到无法想象，如参与《现代社会科学》翻译的20多位译者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参与《18世纪科学》的译校者更是多达50多人，翻译时间长达7年。

 

2003年，大象出版社邀请方在庆翻译《18世纪科学》这本书时，他心想或许这是个让自己学生锻炼翻译能力、学习科学史的好机会，便欣然答应了。可在拿到这本有700多页厚的书时他傻眼了。“主持翻译这本综合性很强的科学史著作，远超出了我的能力。”他说，书中涉及学科领域宽泛，除了专门的学科史外，更多的是包罗万象的社会文化史。既有欧洲主流的科学发展史，也有非西方文化传统下的知识史。尽管正文是英语，但注释中涉及拉丁语、希腊语、法语、德语、俄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荷兰语、瑞典语、阿拉伯语、乌尔都语、日语等十多种现代或古代语言。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在翻译过程中，方在庆面对手中水平参差不齐的初译稿曾心灰意冷过，面对这本巨著曾有过放弃的念头。在多次反复地、痛苦地修改后，他改变了心态，“如果没有这些初译稿，我是没有勇气走下一步的”。于是他冷静下来，重新逐字逐句译校全书。

 

接下来的“路”，方在庆走得异常艰难，异常痛苦，“有时候真想甩手不干了”。方在庆已记不清与刘东蓬之间有多少封电邮往来，一封又一封、一遍又一遍，不厌其烦地只为了讨论书中的翻译问题，每次变动都带来不小的工作量，其中仅体例就变过两次。

 

多数情况下，编辑刘东蓬先找出他觉得不妥的译文，方在庆来解答。为了保证这本书的翻译质量，在他遇到解答不了的内容时，直接联系原作者。本书的大部分作者几乎都被他们联系上了。为了帮助读者能理解上下文，你几乎能在书中的每一页看到添加的译者注和校者注。而这些注释的来源，除了取自权威的专业书刊外，大都来自维基百科（英文、德文或中文版）中的相应词条。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本书每一章的译者至少有两位，有的甚至达五位之多。但实际上还有很多参与这项繁杂工作隐姓埋名的人。如德国柏林马普科学史研究所（MPIWG）的阿莉雅安娜·波蕾莉（Arianna Borrelli）解决了脚注中出现的几乎所有拉丁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荷兰语的书名翻译问题；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的吕敏（Marianne Bujard）热心解答了书中一些现已很少使用的18世纪的法语的含义。再如天文学部分特意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卞毓麟教授审校；而对介绍印度科学发展的章节，则是由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陶笑虹教授把关……

 

就是如此般熬过7年之后，历经翻译的重重“磨难”，终于到达了彼岸，将这本巨著翻译完成，将18世纪科学发展情况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呈现在我们眼前。

 

《科学时报》 (2010-9-30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