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茨、巴菲特9月底的慈善中国行已激起千层浪，但激起的不是中国富豪热烈的高调响应，却是一种矛盾心态下的忐忑思辨，以及无法展开怀抱的无所适从。

 

“洋慈善”不应该在中国水土不服。慈善本应是不分国界、不分种族、不分信仰的，对这一点，多数人想来不会有异议。但让中国富豪去照搬盖茨、巴菲特的慈善理念和慈善方式，无论是受制于中国的社会环境，还是困囿于中国的文化背景，现阶段来看，似乎有点难，也相当纠结。

 

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其行为无疑值得张扬，但在中国他又确是另类。陈光标宣称离世捐出全部财产很生猛，而连弟妹都不帮助的“不近人情”也很令人震撼。其遭到的很多质疑，亦是社会心态的真实反映。

 

事实是，中国很多富豪的企业，现在多数仍坚持家族经营模式，即便下一代很可能会成为败家子，但还是宁愿选择败在自己家里。而自己富裕却不惠及家人的言行，无论出发点多么正确，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抵触是强烈的。

 

或许是凑巧，胡润中国富豪榜曾让企业家很尴尬，没入富豪榜平安无事，入了富豪榜后，接连出事者大有人在。这种尴尬同样表现在慈善上。

 

盖茨、巴菲特可以轰轰烈烈地做慈善，但中国企业家做慈善，往往选择低调少曝光。分析起来，恐怕源于几种主因：一是担心被过分关注而引出是非，甚至怕扯出原罪问题；二是担心慈善“盛名”下，招来不堪重负的各方面的摊派，招来不合己愿的无数被动捐助；三是也忌惮内部和亲属的忠诚裂变。

 

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向善，大多是对为恶的一种牵制，讲究的是因果报应，注重个人道德的尺度把握，这与社会层面的慈善存在较大的理念差别。国人做善事，往往是避祸使然，更有甚者，是出于自我赎罪的需求，慈善夹杂了特定的功利。而出现的诈捐事件，更把慈善当做牟利手段来欺世盗名。这给我们的慈善蒙上了一层阴影，具有一定的先天性质疑氛围。

 

复杂并无法言明的心态，无法在短时期内用自揭疮疤的方式获得解决，同样需要伴随开放来让慈善之心变得更敞亮。所以，盖茨、巴菲特此行，对中国的慈善是一次非常积极的触动。

 

中国目前的慈善体制重在监管而轻于普及，故具有社会公开募捐权力的慈善机构，隶属于相关国家机构的直接管理之下。但国家却大多不负担其工作经费，这些机构为获得工作经费，只能是采取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国家对募捐款项，有硬性的经费提取比例规定，但受诸多困扰，尺度不易把握，恶性事件亦有发生，加之效率问题，对公信力形成巨大挑战。

 

发达国家私人机构从事慈善是主流，中国近些年私人慈善机构虽出现跨越式发展，但与体制对接并不顺利，李连杰的壹基金之生存事例，是普遍面临的课题。另外，我们的税制政策，对慈善的倾斜惠顾力度同样与发达国家反差很大，需要有的放矢、加以调整——制度支持必不可少。

 

社会舆论对慈善应给予更热烈的呼应，对慈善行为应保持更高的尊敬。动员和鼓励富豪更多去关注慈善是必要的，而引导整个社会层面焕发善心，当是慈善的基础工程。社会不乏那些收入微薄而慷慨捐助的感人事迹，不少还是坚持多年不求回报者。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力小而不善。在道德精神上，他们的境界远远超越很多富豪。而我们的舆论，同样要去发掘这群质朴的小人物，来感动中国，感动我们自己，进而感动世界。

 

我们经常看到一种怪现象，一个演技还不怎么样的所谓明星，一篇无病呻吟的博客，竟然点击率数十万；而一个崇高的捐助者，却乏人理会。这是多么苍白的精神导向！

 

慈善不是一场运动会，不必在捐助数量上比出高低，而是一场道德精神竞赛。陈光标虽位列中国富豪500强之末，却可位居慈善前三甲。汶川大地震带来了巨大灾难，无数普通老百姓的善行义举却可筑起一道超越灾难的大爱之堤。我们期待的慈善，是接力不是淘汰，是更多的包容和启迪，是让行善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分，并以善为美和以善为荣。而政府对慈善的关注，也不应仅仅是在遇到大灾大难的时候。

 

（作者系中华爱心基金会常务副秘书长）

 

《科学时报》 (2010-9-28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