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中星微电子，作为中国芯的代表，以及中关村企业成功国际化的典型代表，是个经常被提及的案例，但是对于中星微和邓中翰来说，他们永远都不会忘记以“中关村创造”为代表的“中国创造”在国际化的道路上所遇到的挫折。当邓中翰亲自带队到索尼拜访，介绍自己是来自北京的一家研发图像处理方面芯片的公司，索尼的一位主管就说：“我们索尼有几千种这样的产品，几百个这样的专利，我们索尼是这项技术的鼻祖。如果你想学习的话，可以看看我们的展览和产品，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听你推销产品。”

 

在国外客户的眼里，“中国创造”似乎天生就“低人一等”，即使在大型国际性展览上，中国产品也总是被排在二、三梯队。正如中星微用了4年的时间才成功令索尼的产品里跳动一颗中国芯，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在国际化的征途中往往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耐心；但是，在走向国外的艰难尝试中，更多企业也饮尽了国内市场不公的苦酒。而这种不公并非来自于一种你非屈就不可的体制，而是因为利益、因为意识，甚至因为一种免责的考虑，那么中国创新何时才能将“中国创造”推向世界。

 

 

“尽管新的产品系列面市了，技术也非常先进，但是增长并没有预想的那么快，主要是国外市场对产品的考察期起码有两三年。即使我们这样在国外市场已经有了很多案例和一定口碑的中国企业也不例外。”中关村一位企业老总对记者说，“国外市场对于中国高科技的产品不信任，往往体现在对产品的审慎考察之上，可能要两三年后看到你的产品还在这里，还在正常使用，才会与你签单。我们感受很深，并不是我去推销产品，国外的客户就能马上接受，不像国内，如果我们有口碑又有基础，那么新的产品很快就会有订单。法国、意大利等也有一些客户对我们的产品感兴趣，他们往往会先买几个样品去测试，非常谨慎。国外有个眼光——质疑中国的高科技产品。”

 

这番话里饱含着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国际化推广的艰辛。在将产品销往国外所遭遇的第一个路障并非企业的资质、技术、品牌、产品质量等等，而是“中国创造”所面临的信任瓶颈。

 

中关村某通信企业对此也表示了无奈，“现在我们比较尴尬，国外普遍认为中国生产的产品比较廉价，假烟假酒的负面影响很大，我们推广产品要花很多精力。我们在国外通过3年多的推广，积累了很多应用案例，销售额却不是很高，也就是几百万美元。”

 

然而，最悲惨的还不止这些，而是国内的客户也以同样的“国外眼光”来对待本土的品牌和产品。中关村一家老资历医疗器械企业总经理说道：“同样的设备，国外品牌产品在医院的收费就比我们国内产品高一倍。实际上，这些设备具有相同的功能，甚至国内品牌的产品功能比国外品牌的还要好，但是医院里所有的收费目录就是这么列的，进口设备每做一次收费多少钱，国产设备每做一次收费多少钱，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们呼吁很多次都没有改变。”

 

有企业甚至不无愤慨地说：“政府采购，首先就会屏蔽我们这样的中小创新型企业，我们连同等竞争的机会都没有。比如招标书应该写明要求产品何种性能参数，那么凭借我们的技术和积累，我们还有同台竞争的机会。但是，竟然有的招标书上直接就限定‘国外品牌’。看品牌就和看人的出生一样，不是看人的才学和本事，先看来自什么家庭，是贫农还是富农，这很莫名其妙。这就是我们所受到的不平等不公正的待遇。”

 

中国通信企业非常强大，整个欧洲电信都使用华为的产品，华为在全球通信企业排名第二；但是在工业控制行业，企业在标书里就有限制本土品牌的规定。

 

有企业反映，在一些涉及安全问题的重要项目中，往往采购本土品牌的产品，但是，有企业发现，他们的产品，在一年之后又被国外品牌替换，“企业又被晾在一旁”。如果是因为国内企业功力不够，那么我们可能会怒其不争；但如果是因为认为国外品牌就是比国内强的眼光和偏见，那么本土创新企业的发展就可谓难上加难。

 

 

中关村一家主做视频光端机的企业，出口额占公司总销售额超过一半以上，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外市场萎缩达50%，公司近两年将业务重心由国际市场为主，改为国际国内市场并重，对此，公司负责人表示，国内市场的开拓受很多“潜规则”影响，市场成本很高，不像国际市场，就是以技术、产品和服务说话，交易关系非常单纯和简单。

 

但是国外用户对产自中国的产品不信任，所以，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销售更多还是国内市场占主要份额。

 

但是在国内市场上，除了遭遇“国外眼光”的不公正待遇之外，企业认为更多的问题来自于利益关系。

 

“我们做高科技的产品，在国外用得很好，在美国、西班牙、法国等都应用得很好，我们也具备相应的技术能力。惟独在中国，国有企业不用，每次投标的时候，标书上都明确写明要‘外国品牌’。外国品牌就是贵，那就是基于其他的利益考虑。”上文提到的通信企业董事长说，“我们也没有办法，只有石油、化工、电网、地铁、煤炭这样的行业才用得起我们的产品，这是高端产品。发改委出面打招呼，但是很多国资委的企业照样按他们的方式来做。”

 

发改委因为此类事件曾经到中关村的企业里调研过两次，甚至中央巡视组也去过。北京市委常委、海淀区委书记赵凤桐在去企业考察时，了解到这种现实情况很生气，曾把北京市一些行业的企业主管召集到企业开会，质问为什么不使用本土品牌的产品。“但是开会也没用。现在北京地铁招标，标书还是注明要国外品牌。国家电网也是如此。”

 

实际上，国外品牌在国内的销售都是依靠代理来实现的。中关村某软件上市公司相关人士说：“国外产品，到了各地，他们找的都是合作伙伴，而合作伙伴是利益为重的，大家是通过利益来结合的，这不是一种长久的模式，他们不考虑这个价值链的发展，如果这个合作伙伴不行下次再换一家。”所以，在技术、产品不输于国外品牌的前提下，本土化服务又是长项，本土品牌的产品应该更具备竞争力，但是，“代理中间就有很多利益关系，比如，有资源和关系的人就可以做代理，国外品牌价格又高。”这种代理的亲缘关系又成就了国外品牌在行业尤其是国有大型行业企业的中标。

 

倾向国外品牌的现实，使得高新技术企业尤其是高端产品在国内的推广非常吃力。而本着支持国内创新产品的政府采购，却被企业指责在导向上存在问题。一家三板挂牌企业表示，“政府采购秉持低价原则，等于在政府采购的范围里又形成了一轮恶性竞争，这对于政府和企业都没有好处。政府虽然低价中标，但是后期的质量和服务怎么办？采购者不考虑这个，而是先考虑免责问题，认为选最低价的肯定没错。这个问题很敏感，但确是很现实的问题。大幅度压缩利润空间，所带来的后果是两败俱伤，企业没有钱赚，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会受到制约。政府采购的目的实际上是扶持民营企业发展，但没有达到这个效果；另外政府也没有享受到优质的服务。”

 

《科学时报》 (2010-9-11 A1 中关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