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期）

 

 

茅台酒的获奖，犹如一股旋风，点燃了世人对茅台酒的热情。其后，在人们的眼中，茅台酒不再是那土里土气的褐色酒瓶，而是闻之即醉，醺人肺腑的甘露。

 

清末的茅台酿酒作坊，规模大小不等，数量不断增多。最为著名的仍为“成裕”、“荣和”、“恒昌”3家。

 

获奖以后的贵州茅台酒声名大噪，华氏的酿酒烧房抓住时机扩大生产，产品由其在茅台与贵阳的盐号协助销售。早前从乃父华联辉手中接办酒厂的华之鸿，经商、从政均属干才。辛亥革命前曾任仁怀厅儒学训导。接手永隆裕盐号后，因经营有方，成为巨富。华之鸿视野开阔，不仅参与兴办贵阳通省公立中学堂，创建贵阳文通书局，还资助创办《黔报》。清末，革命风云激荡，华氏积极鼓吹立宪，为贵州宪政预备会重要成员，先后任多个官职。而就在他接办酒厂的第二年，茅台酒一举夺得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不久华氏彻底退出政界，专事民族工业的发展，但“华茅”却成了茅台酒中一块响当当的品牌。

 

创办于清光绪五年（1879年）的“荣和烧房”，原名“荣太和烧房”。坊名系取3名投资人中石荣霄、孙全泰两人姓名中一字，与另一投资人王立夫所开盐号“王天和”号名中的“和”字组成，利润则按股提取。

 

“荣太和烧房”创办未几，孙氏以家离茅台较远撤出，由石荣霄以200两纹银充股金、股息退返与孙，烧房遂只属石、王二姓，名称亦改为“荣和烧房”。

 

相对说来，“恒兴烧房”建立得比较晚。老板周秉衡原在贵阳与人合伙做鸦片生意，1929年看重茅台酒节节向高的发展前景，转而经营酒业。其烧房初名“衡昌”，以800大洋在茅台置得足建5间厂房的用地，并修建大窖17个。不意鸦片生意破产，资金捉襟见肘，建厂伊始便不得不解雇工人，在徘徊中熬了七八年。1938年，周氏以酒厂作价入股，与筑商赖永初合组“大兴实业公司”，由赖永初任经理，周秉衡任副职。但合伙不久，周因经营不善与纵欲花酒造成亏空，不得已将衡昌烧房卖与赖永初抵债。赖氏将衡昌烧房相继更名为“衡兴”、“恒兴”，并迅速扩大了经营规模。

 

尽管“大政方针，有官皆桐梓；外交礼仪，无酒不茅台”是当年某些小报，用来嘲讽贵州当年的省长、桐梓系地方军阀周西成任人唯亲的一副对联，但1915年以后的贵州真正进入了一段“无酒不茅台”的岁月。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以后，生产茅台酒的作坊如雨后春笋。据1993年出版的新编《仁怀县商业志》统计，民国五年（1916年），该县的酿酒业已发展到307户。

 

这一时期，由于商标意识还不甚强烈，除了少数知名烧房外，只要是茅台地区作坊酿造出来的酒，大家可以冠以茅台酒之名。偏偏由于生态环境、气候土壤、传统制造工艺相近，当地酿造的酒却又都有着出类拔萃的品质，这就使茅台酒的消费不止停留在上层社会，寻常人家的婚丧嫁娶，节日庆典，亲朋好友相互馈赠，同样也能看到茅台酒的身影。

 

作为地方军阀势力，桐梓系集团首领周西成在其执政后办了不少实事。最能显示贵州近代化进程的电力工业与公路网的建设，正是开始于他当政的年代。

 

1926年7月，刚刚当上省长一个月的周西成宣布成立贵州路政局，计划兴建由省城贵阳通往湖南、广西、云南、四川周边几省的主要公路，经干线连接各县的支路，以及围绕贵阳修建的内、外环线。上述公路的建成通车，对扩大茅台酒的销路和影响，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30年，贵州省政府举办的贵州全省实业展览会上，茅台酒无可争议地获得“特等奖”，4年以后成都举办的西南各省物资展览会，茅台酒再获殊荣。所有这些对茅台酒生产与销售的扩大，都产生了极极影响。这一时期的贵州省府执政当局，更视茅台酒为珍宝，将其作为政治外交的媒介。据说，周西成当政期间，一次送给南京政府及川、桂、粤军政要员的茅台酒就达千瓶以上。

 

 

20世纪30年代以后，茅台生产厂家已十分关注自身的品牌，商标已经成为生产与销售过程中的关键点。

 

早前，各作坊盛酒的器皿都是紫陶罐，以斤为单位，商标通用红底黑字木刻印刷。或加注烧房名称，写上“回沙茅酒”，或添上“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等商品流行语，再以猪尿泡作为封口。

 

待到茅台酒畅销四境，订购日增，各厂家开始在产品包装上狠下功夫，大口陶瓶变成了釉陶小口酒瓶，造型美观尚在其次，商标的精致更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用纸改为当时价格昂贵的道林纸，印刷由木刻变成了石印，单色变成了白底蓝字双色，除瓶身正背两面，瓶口亦加封标。正面的麦穗加“回沙茅酒”4字，证明该酒系纯粮精加工而成，背面则用文字说明采用的为杨柳湾天然泉水，精致工艺酿造。

 

抗日战争的爆发，为贵州工商业带来了一次突发性繁荣的机遇。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重心西移，一大批沿海工商企业、学校、机关迁入贵州省境，设备和资金大量涌入，省内交通也因战时的需要得到了较快的发展。省内商业的兴旺与人口的增多，重庆作为陪都的战时中心地位，都促成了市场对茅台酒需求的增长。

 

虽然当时的贵州省政府出于政治等方面的需要，曾于1943年颁布《禁止酿酒训令》，严禁用稻谷、苞谷、食米酿酒。但由于有旺盛的市场支撑，茅台酒的生产与销售依旧十分红火。

 

抗战期间，为争夺客户，茅台各烧房纷纷以省城贵阳为中心，使出自己的促销绝招。“恒兴”为与“成义”竞争，先后在贵阳设立3个办事处，并在报章刊载广告，推出“买一送一”优惠。“成义”则凭借老字号优势，针锋相对与之相抗，宣传唯其产品“窖老酒醇”。“荣和”将销售重点放在重庆，却又不放弃贵阳市场，采取委托代理人的方式保持省城的客户。

 

这一时期的茅台酒生产，可谓达到了新中国建立以前的极盛。“成义烧房”1944年遭遇火灾，灾后酒窖不减反增，由原来的12个增加到18个，产量更提高到21000公斤。“恒兴”、“荣和”未受灾的两家烧房，产量更分别达到32500公斤与7000公斤。

 

抗战结束后，赖氏正式将“恒兴”生产的茅台酒定名为“赖茅”。此时，三家茅台酒生产厂家的竞争更趋激烈。赖氏在上海设立永兴公司，将上海、重庆、汉口、广州、长沙作为销售基地，年销售量逾万公斤。华氏除在上述各地展开竞争推销，并让文通书局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兼营酒业。王氏的“荣和烧房”则继续将重庆、贵阳作为重点，以“稻香村”号专营自己的茅酒产品。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茅台酒开始销往香港等地，首先在香港试销的是恒兴生产的“赖茅”，但开始时数量有限，以后市场打开，销量才逐渐增加。

 

“无酒不茅台”的年代，既唱响了茅台酒品牌，也引发了竞争中的无序。归属于不同资本的厂家都以正宗茅台酒自居，消费者无法区分，只得以老板姓氏冠于前，呼之为“赖茅”、“华茅”、“王茅”。广告宣传则大家都集合在一处，均刊于《仁声月刊》，以相同格式刊出，都冠以“真正茅台酒”字样。而造假与仿制之风也于此时兴起，不唯本省有”金茅”、“丁茅”一类产品，外省亦有人出重金到茅台聘请酒师，酿造仿制品……直到新中国成立，国营茅台酒厂组建，这种乱象才得以改变。

 

时间转瞬即逝。2010年的上海已然成为中国最热的地方，历史上第一个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世界博览会正在此举办。

 

贵州茅台再次亮相于世博会。与昔日在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的局促不同，这次露面高调而自信：上海世博会唯一的白酒类高级赞助商；精心设计的茅台世博纪念酒广受追捧；装饰华丽的茅台专卖店占据了世博轴最中心的位置。

 

从巴拿马博览会走进20世纪上半叶，到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再到今日，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今天，我们用当下的视角去钩沉国酒近一个世纪前的尘封往事，或能令后世读史者体会，一个伟大品牌诞生的种种不易。

 

（本文选自《独步酒林 茅台酒历史正义》一书，贵州人民出版社2010年出版。）

 

《科学时报》 (2010-8-27 B4 文化长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