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在潘家园尘土飞扬的旧书摊上，一本名为《地质科学史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的旧书扑入眼帘。翻了翻，这是一本阐述地质科学的研究历程的学术著作，作者孙荣圭，好熟的名字，想起来了，他是我的大学老师，我在北大地质地理系就读的当年，他教过我们地质学基础。于是，立即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

 

这几天，长夏无事，从书架上翻出这本冷落了多时的书，不禁浮想连翩。往事的记忆本是埋藏在脑海的什么角落里，由于这么一本书的拨动，许多早已忘却的陈年往事竟然像冬眠的狗熊突然从树洞里爬了出来。不过我的记忆似乎并不在北大校园内，那曾经消磨了六年青春岁月的燕园，也不曾沉浸在未明湖畔的柳荫深处，而是在燕园高高的虎皮墙外，在非常遥远的地方…

 

这似乎不合常理，但我心知肚明，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是在一个特殊年月考入北大的，那是用黑色的烙印镌刻在历史图腾柱上的1957年。我拎着一只用麻袋包着的旧皮箱，杠着父亲捆得方方正正的一床被子，跨入北大校门，那年我17岁。

 

这个年龄的我（以及许多不谙世事的同学）都是又明白又糊涂的懵懂少年，来自南方小城，从未出过远门，所以我来北京半年，没敢迈出燕园大门，一来也没有什么事，二来说句不怕您笑话的话，我怕走丢了。然而，生活却是严峻的，不管你是17还是18，在诗情画意的未明湖畔，在古香古色的燕园，到处可见贴在临时搭起的芦席棚上的大字报，火药味很浓的语言和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有时从宿舍楼到大屋顶的图书馆，途中还能见到慷慨激昂的演说者，围着一群看客，我也时而伸长脖子踮起双脚向里面张望，只是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这一切似乎多少使我对于光荣的五四精神有了切身感受，也对即将开始的大学生活产生了无穷的困惑。

 

不过，借用一句口头禅：感谢上帝！开学不久，传达了校党委的决定，据说这是党委书记陆平的主意：一年级新生一律不搞“反右”运动，于是全校刚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全部赦免了，不会按百分比划“右派”分子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还要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向陆平等校领导三鞠躬。如果不是这样英明的决策，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坠入地狱，包括我在内，谁又能保证不会成为“右派”大军的一员呢？

 

“反右”斗争以后，几家欢乐几家愁，生活还得继续。那时我们少不更事，燕园里的空气益发凝重，人与人之间形成的隔膜和戒备。多多少少也能感觉出来。幸运的是，我们所学的专业除了在教学楼里听老师讲课，在燕园高高的虎皮墙外，还有更广阔更加有趣得多的大课堂，那是辽阔的大自然。于是，每当夏季，你瞧吧，我们平日里喧闹的宿舍楼（37斋）突然人去楼空，老师们带着我们背着行李，身上斜挎着装有地质锤、罗盘、放大镜的帆布包，乘火车，坐汽车，远走高飞了。

 

见鬼去吧，什么红专大辩论，什么白专道路大批判，什么拔白旗、插红旗，那无休无止的运动，统统见鬼吧！我们怀着逃离政治旋涡的窃喜，到大山深处，到穷乡僻壤，到风沙大漠，像一首我们最喜欢唱的歌一样：“是那山谷的风，吹动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我们的帐篷，我们有火一般的热情，战胜了疲劳寒冷……”生活是艰苦的，然而我们却像飞出牢笼的小鸟一样快活无比。

 

先是去了离北京不太远的西山，然后是山西，再过一年是黄河中游的宁夏，像是离圈的小马驹越走越远。到了大学最后几年，我在干旱的毛鸟素沙漠度过了两个夏天……

 

且说这一年夏天，我们经张家口、大同，来到山西雁北的桑干河畔，终日跋涉在河床两岸。在一个名叫许堡的小山村，北大盖了十几间平房，围成一个院落，名为地貌工作站。据说这里还是苏联专家亲自考察后选定的。地僻天荒，贫瘠的土地只能长谷子和山药蛋，乡亲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常年以山药蛋为主粮。不过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却是地貌学的圣地，在方圆几十里的范围内集中了各种地形类型，如同一个天然的地形博物馆供人研究。

 

逶迤而来的桑干河形成的深切河谷，发育了标准的一级级阶地和宽阔的河漫滩，弯曲的河道孕育了诸如河曲、牛轭湖等河流地形。在河岸高高的山梁上，一座座锥形的山峦巍然屹立，那便是举世闻名的大同火山群，尽管如今火山沉寂，但我们在烈日下攀爬那陡峭的山坡，却能找到许多散落的火山弹和扭曲如绳的岩体，似乎还能感触炙人的余温，那是当年轰然喷发的证据。

 

桑干河南岸，山岭绵延，山不算高却很陡峭，并列着一道道石门控扼的峡谷，幽深的峡谷纵横几十里，峡谷中坡陡水急，巨石纵横，随时可见泥石流掩埋诸塞河流的遗迹，可以想见夏日洪水暴涨引发山洪的凶险。水出峡谷，河水夹带的巨石沙砾呈扇状分布，形成倾斜的洪积扇，这又是山地地形的显著特征。

 

那时带领我们野外实习的老师有好几位，都很年轻，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其中一位是杨景春，教地貌学。每天带着我们爬火山，登陡壁，有时一天走百十里，他在大自然的课堂里一方面实地讲授山河的演变、地形的变化，一方面时时提醒我们，人类生存，必须学会利用有利地形，规避可能的危险，这就必须掌握地形发育演变的规律，这正是研究地貌学的目的。

 

一次，老师讲了一个例子：苏联乌拉尔山的河谷中发现了蕴藏量很丰富的金矿，不久，矿区发展成一个繁华的小镇，河谷两岸建起密密麻麻的房屋，有商店、酒馆、咖啡馆，也有管理机构、工人宿舍和工棚。日久天长，大量废弃的矿渣堆满河道，两岸森林砍个精光，矿山工程师对此忧心忡忡，但是他的提醒得不到人们的重视。人们眼里只有金灿灿的金子，有了金子的矿工挥金如土，喝得烂醉。为了金子，年轻人走上犯罪之路……终于，一天深夜，大雨如注，引发了百年不遇的洪水，山洪夹带泥石流冲向金矿，一刹那间，熟睡的小镇被泥石流吞噬，任何生命的痕迹都消失了。

 

讲了这个令人心情沉重的故事，老师让我们注意观察当地村庄所在的位置，经他提醒，我们发现这里的村庄，不论是桑干河畔还是峡谷之中，村庄的位置都很有讲究，它们都远离洪水容易泛滥的河漫滩，而是选择距河道很高可以避开特大洪水的古阶地筑房建屋。这是生活在河边的劳动人民长期和河水打交道、观察洪水泛滥的经验总结，绝非心血来潮任意而为。

 

“老百姓虽然不知道地貌学，但他们懂得地貌学，你们要虚心向他们请教。”老师的话语重心长，给我的印象很深。

 

多少年过去了，如今我也到了古稀今不稀之年，想起往事，燕园里的风风雨雨多半忘却，唯有燕园虎皮墙外面几个酷热的夏天却是难以忘怀。我的老师们，孙荣圭教授、杨景春教授、陈传康教授、陈昌笃教授、陈静生教授、张景哲教授、林超教授、侯仁之教授、李孝芳教授、徐启刚教授、崔海亭教授、徐兆奎教授、卢培元教授、王恩涌教授、陈凯教授，还有一些我忘记姓名但音容笑貌记得十分清晰的老师们，我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我向你们表示发自内心的感谢。

 

虽然走出燕园校门的一刻，我被迫改行，一生干着与所学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你们传授的知识也多半付之阙如，但你们共同传授给我的信念却始终未敢忘记：

 

人与自然的关系乃是天地间最重要最根本的秩序。人类需真诚地崇拜自然，敬畏自然，首先要了解自然的秉性，了解自然规律，进而要时刻尊重自然规律，不做违背自然规律的蠢事，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

 

“忽悠”大自然的，必遭报应。人们，你们要善待大自然啊！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科学时报》 (2010-8-27 B2 科苑走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