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恶搞成为时尚、大众一心娱乐时，美学能够或者应该有何作为？

 

8月9日～13日，被称为“美学风向标”的世界美学大会首次登陆中国。300多位来自世界各国的美学家与400多位国内学者围绕“美学的多样性”主题，探讨了美学与哲学、艺术、教育和日常生活之间广泛而深刻的联系。其中，美学如何回应时代要求及其对社会的影响等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议。

 

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中心主任叶朗教授说：“无论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种危机和隐患：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追求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压倒一切的统治地位，而精神的活动和精神的追求则被忽视，被冷淡，被挤压，被驱赶。因此，从物质的、技术的、功利的统治下拯救精神，就成了时代的要求、时代的呼声。我们当代美学应该回应这个时代要求，更多地关注心灵世界、精神世界的问题。”

 

 

近日，文化部部长蔡武连发“六问”谈低俗化：现在一年创作歌曲在两万首以上，但是真正为广大群众所传唱的有多少首？现在一年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作品汗牛充栋，但真正为广大读者所一致公认的力作有多少部？出版业一年出版各类出版物30万种，但真正能与我们先辈几千年为我们留下的8万种历史典籍比肩的作品有多少？我们全国几百个电视频道，数以千万计的文化节目，真正的有丰富文化内涵、高尚文化品位和品格的节目又占多大比例？我们每年生产400多部影片，上万集电视剧，其中能与我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并驾齐驱的传世力作占多大比例？热遍全国的文化遗产保护浪潮中，逐利、炒作、托假的“虚火”占多大成分？

 

从蔡武的“六问”中可以看出，不管是歌曲还是小说、出版、影视、文化遗产保护，真正受人民大众欢迎的精品不多。这无疑为当下美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对于当下的美学现状，有学者发表评论认为，在非物质性的精神消费领域，在新世纪，大众娱乐彻底战胜了文学和诗歌。在超女、快男等等大众选秀活动中，制造了一轮又一轮的全民狂欢。文学也并未消亡，而是借助网络文学实现了向大众娱乐产业的转型。在大众时代，重要的是娱乐而不是审美。“审美”只是窄众的享受，或者是一家高档理发店的名字。既然，在芙蓉姐姐和凤姐当道的年代，大众需要的不再是美的事物，而是一切可以娱乐的东西，那么，谁又还会对美学感兴趣呢？

 

在江苏卫视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中有这样一样“名言”：“姑娘们我告诉你，你们嫁人，嫁老公，没有五克拉以上的钻戒不要嫁。”“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笑。”“我的手只给我男朋友握，其他人握一次20万。”而节目主持人对此的总结性断言更是坦率得惊人：“全世界找不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人，全民性地对金钱和物质的渴求和贪婪超过今天的中国人，但是我们在任何的场合下都还挺正经的，所以当女孩子在台上说她想要宝马想要房子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受不了。”

 

“这些概括或许过于尖锐，但毕竟映照了相当一部分的畸形现实——拜金及拜物之风在当代生活中远非极个别现象而已渐成气候，甚至一度惹人注目了！”北京师范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王一川在美学大会主题演讲《文化的物化年代——21世纪头10年中国艺术新景观》中说，新世纪10年来，人们的审美艺术与文化已悄然发生变化，在艺术媒介方面，网络媒介、移动媒介在艺术中的地位和角色越发突出，韩寒、安妮宝贝的网上文学，一些幽默短信，电视、报纸、杂志上的商品广告等等，都在润物细无声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王一川提出“文化的物化”概念，指文化的内在精神性的功能被弱化，而其外在物化的功能被强化。他认为，文化本来就是心和物的交融，但现在却过于偏重物而削弱心，人们的符号系统、价值取向不是指向内在精神世界，而是指向外在物质世界。他说：“当各种文化产业以其艺术节目或产品，争先恐后地满足人们对包括金钱、财物、身体等在内的‘物’的追逐、窥视和占有等欲望，通过直接指向现实的‘物’欲满足而膜拜和求取票房、收视率、上座率、销量等时，我们难道不正置身在生活—文化的物化年代？”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黄宗贤也指出，当代艺术很多时候是以“前卫”姿态或名义彰显自己价值的，但“前卫”与庸俗合谋的现象恰又是当代艺术界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不正常人被正常人捧为偶像，正常人以不正常方式被关注；前卫与庸俗成为当代艺术的诡论。“艺术作为审美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本来是要超越人类的生活层面而提升到精神高度，但现在却反过来把人重新拉回到生活层面，因为生活与艺术之间的界限早已消融。”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朱国华用“日常生活审美化”概念来分析目前人们的审美状况。该概念由英国社会学家费瑟斯通在上世纪90年代提出，指出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正在逐渐消泯日常生活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界限，所以美学家的目光应该从艺术馆拓展到更大的社会生活领域。

 

朱国华认为，“日常生活审美化”是西方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在现实中的反映。他们基本摆脱了物质商品的匮乏，更多地需要借助“符号商品”来寻求身份、社会地位的认同，因此利用强大的话语权引领文化消费的时尚潮流，让原本不被社会接受的“艺术品”转身变成品位的、身份的象征，也同时让自己的“文化资本”变现为经济资本。在这个过程里，文化的精神内容本身已不被关注，不仅伟大的艺术家、经典的艺术作品难以寻觅，甚至昔日作为全社会精神食粮的“文学”都退守到狭小的人群当中，把广大领地让位于不断制造“符号”的大众传媒。这个意义上的“艺术终结”并不是文艺作品的消失，而恰恰表现为一种浅薄的繁荣。

 

 

文化或审美文化历来被视为可以克服或扬弃生活的物化危机的中介环节，在当今这一据以扬弃的中介环节本身也已物化的时代，美学应该走向何方？

 

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国际美学协会前任主席马戈里斯在会议开幕式演讲中，阐述了审美、艺术在协调多样与一致、特殊与普遍方面的独特作用。他认为，伟大的、经典的艺术作品带有某种“普遍性”，不同民族、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欣赏。比如古希腊的悲剧，可以激发起人的精神世界当中的巨大能量，可以使人的生命更加丰富、昂扬。但如果把这种“普遍性”与历史的语境割裂开来，并推定为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的绝对标准，则往往变成一种霸权。

 

马戈里斯认为，要打破对于“理性”的简单化理解，把丰富的生活、历史从单一的、抽象的规范当中解放出来，就要从语言、艺术入手，更加深入地理解人类精神文化的多样性。他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是：不同语言之间的翻译过程，是人们在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求融通的过程；而对于伟大艺术的共同欣赏，则是一种在历史的、文化的多样现实中，显现人类文明普遍性的最为理想的方式和状态。

 

王一川指出，在生活—文化的物化年代，真正重要的已不再是当代美学是否应面对生活的问题，而是应如何面对何种意义上的生活的问题。因为，当代生活及审美文化——包括通常所说的纯艺术、实用艺术、环境美化等——本身已经和正在发生微妙而又重要的变化，导致新的物化状况出现，而这种新状况势必要求当代美学作出新的回答。

 

王一川认为，这种情况下，美学需要做的工作可能很多，但重新回溯中国古典“感兴”传统，从中寻觅应对文化的物化这一新挑战的途径，或许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就是借鉴中国古代关于心、物关系的智慧，保持文化指向外在实物世界的倾向与指向内在精神世界的倾向之间的动态平衡与协调。

 

叶朗也认为，继承中国美学的特殊精神、特殊品格，与回应时代要求、反映新的时代精神，这两个方向是一致的。他一方面强调继承中国美学的传统，另一方面则非常重视美学研究的现实品格。在他看来，当代社会物质丰富、科技发展，但精神生活却常常被忽视，人类面临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相脱节的危机。这种状况也导致了艺术作品中低俗、媚俗的作品大量出现。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世英在大会发言中，结合当代世界美学的最新发展状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艺术与现实、审美与生活的关系是什么？他认为，哲学乃是“对攸关人生问题所作的理性的、方法上的和系统的思考”。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在什么层次上反思人生，就具有什么层次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精神世界，或说人生境界。境界是有高下的，境界高的人或群体，精神的自由程度就高。一个达到审美境界的人，可以用审美的精神来面对日常平庸的生活。在生活中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既是哲学的最高任务，也是艺术的最高目标。

 

面对时代的呼声，叶朗在自己的《美在意象》著作中作出相关回应：“意象、感兴、人生境界这三个核心概念最大的特点就是重视‘心’的作用，重视精神的价值。审美活动可以从多方面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与品格，但最终是拓宽人的胸襟，涵养人的气象，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引导人去追求一个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情趣的人生。”

 

叶朗指出，在做好美学基础理论工作的同时，还要开展好学校美育、社会美育的工作。“美育不能限于传播书本知识，而是要塑造人格，营造一种健康的文化环境”。

 

中国美学重诗意、重精神，看似很务“虚”，但其精神旨归却是人生境界，并且渗透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进而融入民族性格的血液当中去。因此比之西方纯学术的研究，中国美学又似乎很务“实”。叶朗就认为，中国美学不是书斋里的纯学术研究，中国老百姓往往在很普通、很平淡的生活中着意营造美的、诗意的氛围，这其中体现的正是中国美学的精神。

 

“孔子强调艺术要参与塑造人格，进一步还要参与塑造整个民族的精神，从孔子开始中国文化逐渐形成了人生境界的学说。冯友兰先生曾说过，中国传统哲学中最有价值的就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我认为这一点非常正确。哲学要提升人生的意义与价值。美学同样是这样。”在叶朗看来，中国美学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引导人们去追求一个诗意的人生、创造的人生、爱的人生，从而享受“现在”，真正回到人类的精神家园。

 

中国高教美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彭吉象提到，李政道先生有句名言——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钱学森先生也曾说从夫人蒋英的音乐艺术中获取对人生的深刻理解，丰富了对世界的认识，学会了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使他在科研中能够避免死心眼，避免机械唯物论，可见艺术对其他学科、对人的一生的影响。 “中国当代美学的现实关怀是提高全社会的人文修养，承担起人文学科对于社会文化的价值导向功能。”

 

 

要用美学改变人，自然离不开美育。

 

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周荫昌认为，美育是美的教育，而不是美学教育。美育的主要载体和途径是艺术和艺术教育，而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主要组成部分。“什么时候美育、艺术教育搞好了，德育就搞好了”。

 

周荫昌进一步指出：“美育理论可以给美育、艺术教育活动以积极指导，但二者不可混为一谈，更不可取而代之。如同营养学可以指导广大家长改善儿童膳食，但如果不直接解决膳食问题而只是讲述营养学，肯定是难以奏效的。”

 

淮南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部长、副教授方川谈到，美学作为一个学科，其存在价值有两个方面：一是学科自身的理论发展和学术构建。美学研究人类自身，长久以来形成了中西方各式各样的不同体系、派别，孕育了许多美学家、美学理论。有学者在世界美学大会上提出，要将美学推及到广大民众当中去，现在看确实要打破书斋型、学院派研究的“小圈子”，将美学推广到民众中去。二是通过美育充分发挥美学对人类发展、人才培养的积极作用，将大学生们转变成既有自由意识，又有独立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的人。只有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才能共同推进美学不断发展。

 

“一个人要健康成长，心灵的健康是最重要的。这要通过美育来熏陶和培养。”方川举例说，一个能够欣赏到音乐的精妙之处的人，其心灵将受到某种形式的震撼，当这个人在生活中遇到各种困难时，源自音乐的力量将为他提供不可替代的支撑。“我在教学中，倡导学生最好在大学期间掌握一门艺术技能。这些训练中将把学生对艺术的创造和欣赏，转化成他们心灵情感的沉淀，丰富他们的精神内涵”。

 

彭吉象也谈到，当代社会有三个问题十分突出：人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失衡，人的内心生活的失衡，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失衡。而通过审美教育提升人生境界，是解决这三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

 

彭吉象认为，美的熏陶对人才培养的作用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美学有很强的感染力，能够熏陶人，可以让人全面发展；其次，艺术可以开发人的思维，包括抽象思维和具体思维、左脑的逻辑开发和右脑的艺术开发，让一个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脑人；最后，艺术对人想象力的调动是无限的，在当今想象力缺乏的年代，美的熏陶的重要性尤其重要。

 

而美育的发展应从三个方面入手，即家庭美育、学校美育和社会美育，其重要性逐次递增。他指出，经过很多专家、教师的努力，美育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正式写入国家教育纲要；国家很重视学校美育的发展，过去10年来从事中小学美育的教师人数翻番，但总的来看与德智体相比仍是薄弱环节。

 

彭吉象指出，艺术教育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学生的审美修养，培养他们对美的鉴别能力，避免因当前盛行的功利主义导致审美情趣堕落。一个完备的艺术教育体系，需要大、中、小学艺术教育相结合，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结合，普通艺术教育和专业艺术教育相结合，学校艺术教育与社会艺术教育相结合。包括少年宫、文化宫，也可成为青少年课外美育的活动基地；博物馆、演出厅、电影院等，都是社会美育的重要平台。

 

黄宗贤呼吁，在艺术、生活界限模糊，大众艺术成为强势话语，艺术主体化被弱化的今天，艺术教育应力求实现四个“转向”。

 

第一，由感兴欲望的宣泄转向审美的超越精神。艺术与审美教育的最重要的品质就在于其超越性。因此应以审美理想超越功利诉求，以豁达的艺术胸怀超越技术的理性束缚。越是在消费至上、技术至上的今天，艺术越要强调它的超越性；越是受到物质的挤压，越要用艺术构建我们的生活家园。

 

第二，由单向的政治话语转向开放的诗性话语。艺术应以超出日常生活之外的激情和美感，观照、表现世界与自我。艺术教育应着重关注人的精神生态的建设和形而上的精神走势，进而更多关注心灵情感和想象力的重建，以及意志自由和潜意识释放能力的培养。

 

第三，由观念培养转向创造力培养。艺术与美并不存在天然的亲密关系，但艺术是由技术重新构建的世界，其表现能力在美的创造中应有其重要地位。艺术媒介的驾驭能力与创造力的培养，应是艺术教育永恒的追求。

 

第四，由对西方话语模式的尊崇转向对自我文化身份的确认。在崇尚多元文化价值的当下，文化多样性、风格的多样性恰是全球化的真正含义。艺术的价值取向、介入方式都是多元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精神，不仅可为当代艺术及艺术教育提供滋养，还可为我们提供艺术实践超越精神的指向。

 

（实习生王亚冕对此文也有贡献）

 

《科学时报》 (2010-8-24 B1 大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