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套收录了谢泳、张鸣等知名学者最新作品的“学人随笔”丛书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所属的知识出版社出版。该套丛书共5本，包括张鸣的《一年之痒》、谢泳的《厦门集》、何况的《把名字写在水上》、南宋的《随遇而安——一个作家的城市体验》以及李村的《前人后事》，都是这5位作家学者最新结集的散文和杂文。

 

谈到这套“学人随笔”丛书的策划起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李玉莲说：“如今，有许多在学院里从事学术研究的学者，开始走出象牙塔，写了很多不那么高深的、普通大众也可以明白的雅俗共赏的文章。他们虽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纯学术’，但其内容或作者却又都与‘学术’密切相关。那么该如何为这些文章归类呢？有人提出了‘软学术’的概念。姑且不论其科学与否，至少它们是有市场、有读者的。”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的博士生导师张鸣，在学校教授政治学之余，常常写些晚近历史的随笔，获得了很多读者的喜爱。而近年来，他又开始发表时评，引经据典、言之有据，而且往往一针见血，这些时评使他更具社会影响力。

 

事实上，在学院里还有很多像张鸣这样，可以并愿意做“软学术”文章的学者，其中有一些也已经在一定的范围里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当然，也有一些有着深厚学术背景与功底的非学院作者，已经在‘软学术’方面得到了相当一部分读者的认同。因此我们学术著作编辑部，希望能充分利用我们的‘学术’平台，为学者们建立一个开放式的‘软学术’平台。”李玉莲说，正是出于这个目的，他们策划了这套“学人随笔”丛书。

 

 

张鸣用拆字和码字来比喻他的阅读与写作：“每日里就是看书写字，看书像是从书页上把字一行行拆下来，而所谓写文章，按王朔的说法，就是码字，像小时候在农场砌墙一样，一块一块往上码。所以说，我的生活等于是一边拆字，一边码字。拆别人的，码自己的，码好了给别人去拆。”

 

与张鸣以前的历史文化随笔《历史的空白》、《历史的坏脾气》等作品不同，此次收入《一年之痒》中的则是更为关注现实生活的一部作品。全书分为“社会”、“教育”、“文化”三大板块，张鸣谈论群体性事件与信息公开、批判劣胜优汰的政治逻辑，对于他所熟悉的教育领域更是巨细靡遗，从《没有文化的大学教授》到《大学校长的素质》到《学官的教授头衔》以及《教育的钱该怎么花》，公众所关注的方方面面都能听到他独特的见解。

 

“我写教育、写文化方面的时评，是因为自己比较熟悉。本来我是希望做一个书斋型的学者，但是没做成，现在等于是已经‘下海’了。这个社会，我感觉作为学者来说，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来。像我这样的学者应该多说一点，不要老是拿一本书来作搪塞。”张鸣说。现在，每次去学校，他总能收到全国各地的读者给他的来信，讲他们生活中的冤屈、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我既不是记者、不是法官，也不是官员，我什么都干不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喊。”

 

这种对现实的关怀，不仅表现在针砭时弊的评论中，也体现在对历史资料的钩沉与介绍里。《厦门集》是谢泳受邀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书三年间的随笔、杂文的积存，亦是他近年来在近现代史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秉承他一贯的风格，一个个历史的小细节在平实、收敛的笔触下，浮出水面，渐渐变得清晰可感。

 

在《灾难后的学术工作》一文中，他搜寻到1910年东三省肺疫流行过后，政府编纂的三大册《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以及1918年晋北肺疫流行，疫情过后，关于这次疫情的所有情况编成的三本一套《山西省疫事报告书》。谢泳认为，这些报告书，既有总结也有反省，在今天看来，学术价值也是很高。而且，这两套编纂和印制颇为复杂的报告书都是在疫情过后的当年完成，第二年出版的，这个速度令人感佩。

 

他写道：“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传媒已非常发达，不仅有文字记录更有影像，但发达的技术手段与资讯的广为流传，有时候并不成比例。就说对疫情的总结性报告，我们有一万条理由比一百年前做得更好，但我还没有这样的信心，因为有些东西制约了我们做事的格局。”在文章的结尾，他发出了一句简洁而振聋发聩的疑问——“我们能看见一部汇集了从中央到地方完整材料的关于非典的报告书吗？”

 

而在另一篇文章中，他极其赞赏政府在汶川地震后快速而积极的反应，他感慨：“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社会对政府失去信心；天灾不可怕，可怕的是公众看到政府每临大事不进步。中国这几年灾难不断，但在灾难面前，政府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能顺应文明时代的基本价值，这才是中国进步的希望所在。”

 

 

《前人后事》是一部“故事新说”的随笔集。作者李村将时光回溯到清末民初那一段文人辈出的年代，胡适与梁启超、顾颉刚与傅斯年、闻一多与朱自清……这些近代史上一个个光芒闪烁的人物之间有何过从？北京的龙树寺与法源寺曾各自上演了哪些文人墨客的故事？而今人已不再听说的小小饭馆广和居，以前却是一个名流夜宴的地方，作者为我们绘制一幅广和居鼎盛时期的全景图，亦在种种史料中，让我们对它的衰败湮灭唏嘘不已，因为，“随广和居一起失去的，还不仅广和居而已”。

 

李村坦言，自己从小就喜欢掌故类的文章，对《一士丛谈》、《一士谈荟》、《花随人圣庵摭忆》一类小品文字极感兴趣。“我认为掌故的价值，是可以将历史具体化，使人通过关键性的小事进入掌故的背后时代。所以一件史料的价值，一篇掌故的意义，往往可以超过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李村说。但同时，他也感到遗憾，因为现在好的掌故文章越来越少见了。

 

究其原因，李村认为，是如今的学者普遍认为掌故文章不足以展示格局，喜欢以世界性的眼光将历史问题放大，而有些热衷于思想史的学者更仅仅是借用历史的题目，发表自己的宏伟见解。而有些写掌故文章的作者，大部分并非学者，他们有逃脱不了的局限——本来就所知有限，只不过知道一点就写一点，对掌故背后的东西更缺乏了解。因此，这样的“掌故”文章，既没有真正的“独家之秘”，也没有对史料的独特发现，当然也就无法作为读者进入历史的“秘道”。

 

李村说：“我不过是写这类文章的‘小人物’，但是，我所以还要写这些别人写过的内容，是自以为在这些内容上，或发现了一点新材料，或有了一点新见解，可以抄撮下来为查阅者提供一点方便。”

 

这当然是他的自谦。看过《前人后事》后，张鸣赞叹：“这是我在近年中看到的写随笔中文笔相当老到的，看笔调像是民国人写的。不仅如此，书的内容也很厚重，感觉作者读了很多很多书。他笔下的，都是我们所熟悉的前辈学人，但是这些人在他的文章中变得很有意思，读来很有余味。”

 

 

学者，除了教书育人、学术研究外的生活是怎样的呢？这套丛书可以说从某种角度给大众一个得以一窥学者“原生态”生活的窗口。福建作家南宋说《随遇而安——一个作家的城市体验》是他写得最快乐的一本书，因为它真实记录了自己在这6年来“活过、爱过、写过”的痕迹，而他的喜怒哀乐、温暖与忧伤也坦然呈现于纸上了。

 

在这些自由而真诚的文字中，你能读到南宋对李敖、金庸、钱理群、陈子善和谢泳的尊敬，也可以读到他对大学师友的感恩，更可以读出他对亲人和文友的喜爱。当然，其中最大的亮点是“读来读往”这一部分的文章。这是他读一些经典文学作品后的笔记，而细心的他，往往会在这些作品中找到大家习焉不察的小地方。比如说对钱锺书小说《围城》里面，方鸿渐说“倷是个好人”的合理性，他提出了质疑。而在沈从文小说中多次出现的一种叫虎耳草的植物，他不仅仔细考察这是一种植物，还推断出，沈从文不仅喜欢这种植物，还用这个草自况，描写自己的人格。

 

经典似乎是这些学者阅读的不二选择，丛书的另一部作品《把名字写在水上》，作者何况将第一部分就以“为什么读经典”来命名。在这部分，读者可以沿着这些文章找出他的读书轨迹。而第二部分“鸟是树的花朵”则是他日常生活的一种记录。何况不仅践行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在万里路的途中，他亦用文字描摹下祖国的大好河山，以及这些河山给他的感触，是为第三部分“登临郁孤台”。

 

作为谢泳《厦门集》的约稿人，南宋向记者透露：“这本书跟谢泳之前的书不一样，以前他一般不太谈个人的事情，而这本书中有一些篇幅谈自己的经历，值得大家看看。他愿意写一些比较薄的、简单的书，但是这些书却越读越厚，越读越复杂。”

 

书中，有一封谢泳写给友人的信，其中他谈到从山西去厦门大学的经历：“我是一个相信朋友超过相信制度的人，我尤其相信人生中的第一推动力，没有朋友帮忙，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主动关心到个人。有才能的人很多，但有机遇的人很少，机遇比才能重要。有机遇，优势资源滚滚而来，没有才能也有才能，缺少机遇，有才能慢慢也就平庸了。”寥寥数语中，几经人世沧桑的无奈、逆境中也不会舍弃的操守等等，都值得读者体味、深思。难怪，南宋称赞谢泳的语言就像福建的铁观音茶，值得细品、慢咽。

 

《科学时报》 (2010-8-12 B1 读书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