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中华书局正式起诉汉王科技公司。至此，历时半年的中华书局与汉王科技版权纠纷案，正式进入法律程序。

 

对于此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出版界都给予了极大关注。因为此案的最终判决结果，决定着古籍校注著作权认定方式的确立。或许，“二十四史”乃至其他古籍中的“非历史悬疑”可以得到根本解决。

 

众所周知，古籍版本的校注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无论从学术性还是专业性来说，其工作都具有创造性或开拓性。因此，古往今来，在中国数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古籍校注早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成为所谓“国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尽管如此，对于古籍版本校注的著作权认定，仍然存在争议与纠纷。这样的事例，从古至今，比比皆是。最典型的，就是西汉以来“古文尚书”与“今文尚书”之争，当时闹得沸沸扬扬，后来历经千年，直至宋代始有定论。

 

应该说，古籍版本的校注著作权认定，存在着相当的难度。究其原由，大致有以下两点：一是同一古籍版本，在不同的校注者手中，如果他们学识水平相当，会出现“不约而同”的校注结果。这一事例史上屡见不鲜。二是作为古籍这样一种历史文献载体，其内容的属性是固定的。不同的校注者，可以在字、词、句及标点乃至分段、分章节上有所不同，但对于古籍本身内涵的认定应是一致的。由于以上两点，就可能造成古籍校注的著作权纠纷。因为抄袭者可以声称，自己的校注成果并非来自另外的校注成果。而被抄袭者往往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自己校注成果的“唯一性”。

 

对此，笔者深有感触。1997年前后，笔者曾主编《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收入古籍数十种。由于此书当时风行一时，畅销市场，随后即有“跟风”或仿造者群起，均冠以“禁毁之名”，其所收古籍作品大多取自本人主编之文库。更有甚者，有出版者竟在“出版说明”中直接引用本人的学术观点并未作说明，形成了公然的抄袭与剽窃。但对此类行径，笔者无力反击，以致后来的仿冒跟风之书势头甚至盖过了本人策划、独创的那套文库。事隔若干年，回想起来，依然痛心疾首，更有感于古籍校注著作权认定之必要。

 

对此，愚以为，对于古籍校注著作权的认定，应以“唯一性”为原则，更应以“时间性”为要点。也就是说，对于同一古籍版本，首先校注者应有当然的著作权。其他后来的校注者，如果对已经有人校注的古籍再进行校注或出版，就应认定其违反了“唯一性”和“时间性”原则。因为如非确有必要——例如先校注者的校注工作有重大错误——对同一古籍没有必要再次校注或者出版。这里又分两个层次。首先校注具有“唯一性”，而出版则可以“多样性”。比如，某一古籍被收入某套丛书，再次出版则是可以允许的。但前提是，后来的出版者应向先前出版者和校注者取得授权并支付报酬。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古籍版本校注的科学性与著作权保护的严肃性。

 

就拿中华书局起诉汉王科技侵权这件事来说，无疑，中华书局是有理的。因为在学术界享有盛誉的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是中华书局早就独自开发的文化产品。众所周知，中华书局从1959年至1978年的近20年内，从全国范围内调集百余位文史专家从事从《史记》到《明史》的全面系统的整理工作（即“二十四史”，加上后来的《清史稿》，又称“二十五史”），其内容就包括校勘、注释、标点（即古籍整理的校注）。中华书局当时投入巨大成本并克服种种困难，陆续出版了“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应该说，中华书局就是“二十四史”唯一的著作权人。所谓电子书所涉及的古籍，无论是汉王科技还是国学网，其基本来源及版本应当出自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这一点应是毋庸置疑的。

 

可以说，现在此案问题的焦点就是对于古籍校注著作权认定方式的确定。如果认定方式确定，古籍校注著作权纠纷即可迎刃而解。“二十四史”中的非历史悬疑即可澄清一空。对此，学术界中人和广大读者正拭目以待。

 

《科学时报》 (2010-8-5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