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晚报》8月3日报道：近日，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出《关于在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工作的通知》，今年将在全国学校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

 

教育部开展“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试点，自然是为了大力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加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不可否认，当前学生的人文素养的确有待加强，但应该培养学生什么样的人文素养，则大有探讨的必要。

 

近年来，在一些人的鼓噪之下、在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帜下，一场所谓的“国学热”沸沸扬扬。君不见，从蓬头稚子咿咿呀呀地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到央视《百家讲坛》上专家学者谈经论史红遍神州；从此前媒体渲染攻打伊拉克的美军将士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到无数“儒商”纷纷坐进大学“国学班”的课堂，诸如此类的热闹场面，已经大有将传统文化随着中华复兴发扬光大之势。

 

当然，但凡热衷于弘扬传统文化者，应该都是学养深厚的饱学之士，自然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基本上肇始于先秦诸子百家。不过，他们也肯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在经历了先秦诸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思想的“黄金时代”之后，后世子孙就沉迷于“义理、考据、辞章”之中，皓首穷经寻章摘句成了古代读书人的主业，而创造性则日益式微，其结果是关于经典的注疏考证著作汗牛充栋，而鲜有独立思想创见。今天既然重视“培养全面素质的人”，我们不禁要问，在创造性精神价值日益显现的今天，热衷于弘扬所谓的“国学”，是倡导学生的独创精神，还是扼杀学生的创造性追求？

 

纵观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们不能不承认，引导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五四时期高举的“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两面大旗。想当初，熟谙《孙子兵法》的清军将士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不堪一击，四书五经烂熟于胸的晚清君臣对外部世界懵然无知而应对无措，足以说明单凭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使国家走上繁荣富强的道路。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时代。

 

今天，我们在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更需要拿出眼光和智慧来认真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认为21世纪是儒家文化的世纪，便以为儒家经典足以应对当今世界所面临的一切问题；认为美国在对伊拉克战争中从将军到士兵人手一册《孙子兵法》，便觉得《孙子兵法》足以指导中国的军队现代化建设；认为《易经》是传统文化中智慧的结晶，便容不得杨振宁先生对《易经》的批评，凡此种种，看似热爱中国传统文化，但也有可能造成误事误国的后果。

 

纵观先秦诸子，从孔子、墨子到老子，虽然当时和后世皆尊之为圣贤，但其倡导的眼光向后转寻找文化血脉的“救世良方”，既不能医治当时的“世风日下”，也不被后世贤达接受；倒是商鞅的变法图强之举，成就了强大的秦帝国，最终成就了统一六国的霸业。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论是商汤王铭刻的箴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还是江泽民提倡的“与时俱进”，都昭示了一个真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并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看。

 

虽然当前的“国学”高举热爱传统文化的大旗，但不能不指出，这种“远追尧舜，近慕汉唐”式的思想，其实是缺乏创造性的冒险冲动，也是思想自我封闭的冒险之举。就今日中国的现实而言，革新图强，充分吸收外来优秀文化，依旧是一个重要而且是无法回避的议题。认为“国学”能够“内圣开出新外王”，以“向后转”的姿态来应对当前纷繁复杂的世界，是一种近乎“驼鸟主义”的行为。

 

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口号下，我们的人文教育谈“传统文化”多了，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少了。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到底是应该向前看，还是应该向后转，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万载县黄茅中学）

 

《科学时报》 (2010-8-4 A1 要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