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围绕“生物产业的经济地位、产业水平、体制障碍、产业布局、基地功能”等众多紧迫问题，记者采访了生物产业发展战略研究专家、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产业科技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李哲博士。

 

《中国生物产业》：有专家称，在高新技术领域，我国生物技术整体水平与国际差距最小，您掌握的情况是否如此？

 

李哲：这个领域非常广泛，生物产品成千上万，要进行整体的比较比较困难。但我感觉和国际上差距不是很近。从研究角度，我们一些实验室的研发水平、研发能力可能和国外差得不多，但是产业技术水平方面跟国外差得非常大。比如说生物医药、生物育种领域，多少个专利是被跨国公司控制的？生物医药这块，我们刚作了数据统计分析，生物医药的出口能力是非常低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它能否进入国际市场。

 

《中国生物产业》：有人认为，现在科研创新体制、医药卫生体制、投融资体制、转基因市场准入制度、政府采购制度等领域的改革滞后，严重束缚了生物产业的产业化发展。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李哲：从产品的技术供给和市场需求两方面来看，都认为存在一些体制障碍。但是对战略性新兴产业来说，我认为创造需求是最重要的。至于体制性的问题多少会存在一些。

 

但体制性的问题很复杂，不是哪方面谁正确、谁不正确那么简单的事儿。例如我们的重大专项正在跟有关部门协商——“重大新药审批的绿色通道”途径，一方面，我们希望加快医药审批，能快速促进医药成果转化变成产品；另一方面，对于医药管理部门来说，它必须保证医药的安全性和质量。目前解决方法就是沟通、衔接、协调，更多理解对方的需求。

 

《中国生物产业》：目前生物医药、生物农业发展比较快、生物制造、生物环保相对慢，我们在产业类型上该怎样布局？怎样促进生物环保等领域的发展？

 

李哲：我们可以这样想，电脑发展得快、手机发展得慢，那它发展慢就慢呗，因为它那时没有需求，一旦需求被释放出来，自然就发展起来了。不应该说电脑快了，手机也必须加快。

 

第一个是需求、第二个是技术是否经济适用。比如现在纤维素乙醇的第二代生物燃料，即使现在通过一些新酶的研发能造出来，如果成本很高，谁会用呢？还有新能源汽车，如果政府不补贴，谁会用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

 

《中国生物产业》：我们现在拥有22家国家级生物产业基地，这些基地能否形成新的产业聚集地？

 

李哲：由政府投资推动的基地，作为一个大众化消费的商品，资本是最理性的。如果没有好的市场和需求，政府再怎么努力，怎么会产生一个产业集群、一个经济增长点呢？政府应该做的是提供环境和配套设施、优惠政策等。在规划中，这些对政府有约束力，之后企业有多少家入驻、新增GDP多少，这是市场衍发的结果。政府的规划只能对这些东西作一个预期。

 

《中国生物产业》：生物产业在我们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怎样的？是支柱、主导，还是别的？

 

李哲：由于它是一个新产业，要判断它是支柱、先导还是引领产业，现在很难。比如统计口径问题，咱们国家生物医药的统计渠道就是高技术产业年鉴。数据显示2008年当年加总产值是770多亿元，但是在2009年天津国际生物技术大会上，大会公布生物医药产业是8600多亿元，差10倍之多。现在我们的统计口径连生物医药都反映不了，更不用说生物产业。

 

一般从理论上说，工业增加值在GNP中的比重达到5%左右的产业可以作为支柱产业。比如说石油、能源、汽车，它的产业链比较长，就业容纳量比较大，但是不一定是高技术产业。还有一类是先导产业，比如说信息、网络，它成长之前规模可能不大，但有带动性、创造性，能带动经济增长。生物产业可能具备这两者的共同特征，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来培育已经成为共识。

 

《科学时报》 (2010-8-2 B4 企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