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0周年，林则徐逝世160周年。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林则徐大传》正式面世。这部由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国桢耗费半生写就的巨著，记述了一位怎样的林则徐，承载了一个怎样的晚清？是什么动力让这位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老人几十年来对此一直锲而不舍？

 

 

《林则徐大传》以林则徐的政治活动为叙述主线，以传主在历史上的突出贡献为重点，适当加强传主在交游人物、社会关系方面的内容。这本厚重的书，并非作者一气呵成，其“身世”颇为曲折：其第一版跨过了“大跃进”时期，“文革”后在改革开放初期面世；而第二版在1994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次出版是作者杨国桢针对第二版的再次补充、修订。

 

中国人讲究知人论世，通过优秀的人物传记可以真切了解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伟大人物，但不一定有伟大的历史传记。”《林则徐大传》策划编辑谭徐峰感叹说，“杨老此书就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为优秀的林则徐传记。今年是鸦片战争爆发170周年，林公逝世160周年，对于近代中国这悲壮的一幕和让人唏嘘不已的先贤，出版《林则徐大传》似乎是最好的纪念。”

 

 

“研究林则徐，写林则徐的传记是一个机缘，并非一开始就喜欢他。”杨国桢说。上世纪50年代末，周总理提出要编《林则徐全集》，由中山大学负责编辑，其中一本评传则由厦门大学历史系编写。当时厦门大学历史系几乎没有人作过相关方面研究，于是由历史系一个毕业班的40多位同学共同承担这项任务，杨国桢恰好是其中一员，并做组稿的工作。

 

除了组稿，杨国桢还跟随导师到林则徐家乡——福州收集第一手的资料，由此对其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拜访了林氏后裔和当地的一些老人，走访了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查找林则徐的相关资料。许多未曾发表的、私人收藏的林则徐遗稿（日记、诗词、书信等原手稿）陆续被征集整理。很多原稿都是杨国桢现场抄写。因为手稿中有行书、草书，很难辨别，他总是抄着抄着就大汗淋漓，抄完一遍后再由导师对着手稿校对一遍以确保准确。经过几个月，杨国桢将收集的论文、资料进行汇合，编撰成了10多万字的草稿。

 

“拿到第一手资料，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力。”杨国桢回忆说。此后他对林则徐产生了强烈兴趣，一发不可收拾。

 

毕业后，杨国桢留校做助教并继续研究近代史。由于当时助教是一份清闲的“差事”，于是他重新梳理资料，扩充写到了30多万字。恰逢赶上“文革”，此事就此耽搁下来。但手抄的文稿并没有因此流失，而是被他偷偷藏在老家，因为“扔掉太可惜，一心想着这些文字一定有重见天日之时”。改革开放后，林则徐研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而杨国桢的30多万字也由人民出版社印成铅字出版。

 

此后的10多年，杨国桢到日本京都大学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研究时，查阅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东洋学文献中心、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图书馆、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藏书。于是在1994年，杨国桢又对照期间收集到的新资料和国内外文献，将内容进行重新增订到了49万余字。10多年后的今天，他再次重新修订书中内容，才有了现在这本74万余字的《林则徐大传》。

 

撰写者要完成一本历史人物传记，就仿佛经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而杨国桢写这本饱有历史厚重感的传记并非“一鼓作气”，在三番两次的重版过程中也没有“再而衰，三而竭”。几十年如一日研究林则徐的理由是什么？杨国桢的答案很简单：“不为哗众取宠，只求心安理得。”他时时提醒自己，要不断修改完善，在头脑还清楚的时候，对林则徐的研究作个清理，以免贻误后人。

 

 

最新版的《林则徐大传》在维持原有的论述结构和写作风格的基础上，修改的力度、广度大，篇幅加大，信息量加大。修订时，杨国桢从第一个字开始，对时间、人物、事件对照新资料一一核实，陆续补进了很多新的内容，努力在字里行间还原林则徐。

 

由于研究林则徐的人越来越多，评论的声音也是大相径庭，分歧也越来越多。由于这是一部传记而非评传，所以除了在注释里适当写入自己看法，杨国桢此次尝试采用“相关链接”的方法，加入某一事项的说明和自己的认识，另辟独立区块，插入相应的章节中，似乎更加醒目，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如有关《大观园影事十二咏》是否出自林则徐之笔，便单独在书中剖析。

 

众所周知，史实是历史著作的生命，“历史传记，没有根据，不可以单凭想象乱讲话；有什么材料，就说什么话。”杨国桢如是说。他笔下“林则徐”的一字一句，皆依赖于第一手资料。撰写历史人物传记，尊重传主，将事件归到本位反映出来，尽量做到史实可靠，这便是杨国桢编写这本书下的最大功夫。

 

这本传记虽然也有古文，但杨国桢的行文生动，让历史不再枯燥，或许这是区别载有奏折、文录、诗词、信札、日记、译编等内容的学术巨著《林则徐全集》的最大特点。谭徐峰说，不少戏说的书籍，显得有些小儿科，没有贴着人物来写，显得很生硬，宣传的色彩过多，当然这也是很长一段时间国内历史人物文学演绎的通病。有台湾的朋友曾经将林则徐后人所写的传记推荐给谭徐峰，但其中亲切有余，实证略显不足，反复比较后他依旧认为《林则徐大传》更出彩。人物传记跳出家族记忆的范围，会显得更全面，叙述也显得更具有张力。

 

 

“青史凭谁定是非”是林则徐的诗句，可他自己或许也想不到一百多年后的世人将如何看待他。林则徐，是“中国爱国志士的骄傲”，是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重视“身后名”更胜于民族利益的士大夫，或者是“只是不愿承认落后的旧时代精英”？抑或这些都不能套用在他身上？

 

这些都不是杨国桢笔下的林则徐。书中没有形容词、定语修饰他，只是用平实的陈述语言，一个个事件缓缓而来，将林则徐写在书信中的想法一一道出。杨国桢是在写传记，而不是评传，就好似在画一幅素描般，竭力尊重人物的每一个轮廓。

 

在书中，我们看到的林则徐是改革派中不可多得的实干家，在江苏期间，处理了和外国资本主义侵入有关的经济事务；在禁烟运动的激流中，他不仅厉行查禁，还立足于劝诫，并钻研医理，发掘民间药方；为了适应停止英国贸易后的新形势，还倍加注意了解外情；他还是当时中国最富有世界地理知识的人之一，并愿意探求新知改变旧思想。杨国桢说：“林则徐是站在时代的潮流之巅，接触到了晚清那一时代的主题。他是一个民族英雄，在危难当头之时，敢于承担责任，不顾个人的安危救世。碰到挫折时没有退缩，依旧坚持。”

 

“历史学家不应制定一个现在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应该尊重传主。”杨国桢说。当时历史人物处于何种地位、何种环境，能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是当时的因素所决定的。既不鬼化，也不神化。如人们眼中的爱国英雄林则徐，曾希望福建官府借助民力，以强硬姿态维护英国人不准居住福州城内的成约，阻止英国得寸进尺，避免中国丧失更多权利。而实际上这种方式是“简单的、落后的和低级的，‘尽管这种防卫即便获得成功——外国人不住在城内，也并不可能消除中国人遭受到侵略和欺凌’”。杨国桢说。

 

“中华民族的历史因为近代的屈辱显得更为丰富，更具张力，而林则徐就是这段重大历史的重要历史证人。”谭徐峰说。

 

《科学时报》 (2010-6-24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