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次约见张颖，都未能如愿。去年因为她去深圳“越冬”，后来又顾忌老人家的眼疾和腿疾。终于在6月初的一天，敲开张颖位于东交民巷的居所大门。

 

虽然近些年老人家添了眼疾和腿疾的困扰，但对于一位年届九旬的老人，她的身体状况算是相当好了。“现在每天还要阅读5~6小时，昨天，我才第一次用拐杖。”老人说，“虽然快90了，但我的心理年龄至少要年轻30岁。”实际上，张颖超出同龄人的身心状态，还是老伴章文晋去世之后的事。

 

 

张颖年轻时是个病秧子，整天病恹恹的张颖，曾被称为“林黛玉”。1958年，张颖在“反右”运动中被整，在一次在念检讨的时候，张颖晕倒在办公室，被抬到医院急救。当时她高烧41度始终不退，甚至摸不到脉搏,一度住在协和医院。她回忆说：“在协和医院住院时，和很多人住在一个病房。心脏病最怕吵，我于是提出回家养病。”

 

解放前，张颖是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四个主要助手之一。这次突发心脏病的事情传到了总理那里，周总理嘱咐当时的国务院专家局局长齐燕铭：“听说张颖同志病得很厉害，你找时间去看一看。”在齐燕铭的帮助下，张颖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一住就是一年。”张颖感叹道，“高烧三个月不退，人极度衰弱，贫血，眼睛也看不见了，一点声音都会让我心跳加速。”张颖消瘦到只有30公斤，不能坐也不能站。后来，她被诊断为风湿性心脏病。“邓颖超大姐请一直给自己看病的老中医蒲辅周来看我。”

 

蒲辅周为张颖开出药方，只有四味中药，主要是西洋参。因为不用再吃西药发汗，张颖舒服多了。

 

1960年，张颖的病情逐渐好转。“完全是蒲老的药起了作用！”张颖说。1975年，张颖的病又有一次程度较轻的复发。“当时蒲老已经不在了，另一位中医通过类似的手段给我治好了。从此，我就特别信任中医。”

 

 

章文晋同志的去世，给张颖打击很大，她总觉得是自己的护理不周所致，陷入极度的自责中。“北京医院的吴蔚然院长开导我，一定要解脱出来，否则也会步老伴的后尘。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思想包袱就放下了。”张颖说。

 

为了让自己的情绪和身体好起来，张颖采取了一系列做法，首先要求外交部给自己换房。原来，章文晋、张颖夫妇住在位于南河沿的一处独门院落，足有三四百平方米。章文晋去世后，张颖觉得自己不该再享受那么高的待遇，而且大房子空旷，没有邻居，更容易睹物思人。钱其琛同志去看望张颖，问她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她说只有一个愿望，就是搬回原来的小房子。

 

虽然这次换房并不顺利，而且至今张颖仍居住在一套位于二层、东西朝向的寓所，夏天三面暴晒、冬天不进阳光，周边还有嘈杂的马路和宾馆后厨。不过张颖看得很开，她觉得这里至少离老同事们近了。“冬天我可以去深圳子女处过年，夏天就到自己在密云买下的房子去避暑。”张颖说。

 

 

1991年，张颖才正式离休，医生嘱咐她一定多运动，因为之前的工作太“静”了。但因为有心脏病史，一定要注意循序渐进。“最初只是在景山公园里走，后来我想爬山，但又怕自己的心脏撑不住。”后来，张颖开始在朋友的陪伴下尝试登景山，逐渐过渡到登顶。“要锻炼首先要持之以恒。那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来喝一杯开水和一杯蜂蜜水，5点半出发，到达景山正好公园开门。然后慢慢爬山，在公园里转一圈之后回家，沿路买菜，中午自己做午饭。我家是去年才开始用全天保姆的。”张颖说。

 

不到半年，张颖已经可以15分钟内爬到山顶，她感觉运动量还可以增加。于是从景山出来，再到北海。“后来我觉得运动量还能再增加，于是开始爬琼华岛白塔。”张颖说，这样的运动，她坚持了10年。

 

到了80岁，医生建议她不要再爬山，因为对膝盖会有损伤。于是她开始走平路。张颖习惯长时间走路，去皇城根遗址公园，她会一直走到地安门；或去菖蒲河公园，她会一直走到劳动人民文化宫。

 

 

现在，张颖把很大的经历放在出版工作上，近年出版了《外交风云亲历记》和《走在西华厅的小路上》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已经完成编辑的《文坛风云亲历记》也即将付梓。正在着手编辑的两本书，一本涉及到戏剧界的统战工作，另一本是关于外事工作中接触的五位美国总统和两位美国国务卿的，这两本书中将会涉及到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此外，张颖还想再编一本书，将自己的文艺工作和外交工作生涯串联起来。

 

现在她每天都要工作5小时以上。除了编书，她还种花、养鱼，并且练习国画和书法。离休后，张颖定向资助社区的两个贫因学生，但多年来从未谋面，只说是一个“老八路”资助的。张颖寓所一进门有一副张颖手书格言，写着“严于律己、宽厚待人”，她说这是自己的家风。“老年人想要健康，一是心胸宽，二是多运动，三是爱好广，四是有所为。”张颖说。

 

《科学时报》 (2010-6-11 B4 健康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