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 日下午，在风景秀丽的北京西山，召开了《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的研讨会。会议由人民出版社主办，副总编辑乔还田主持会议，原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王强华，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该书作者楚渔，以及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党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国所等北京著名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2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问世后，引起了强烈反响。作者楚渔因爱国而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从大量鲜活的现实事例出发，提出了一个新颖的观点，认为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并非人们常说的或者是学术界公认的“2000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和专制统治”、“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和“社会制度和体制问题”这三个因素，而是由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模式造成的。他用这一观点解释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这一“李约瑟难题”，也回答了“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与会学者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热烈的讨论，现摘录部分学者的发言，以飨读者。

 

 

楚渔同志研究的主题非常有价值，他所概定的思维模式我觉得是个非常有创意的新概念，对正确解读科学发展观是有益的。他在该书自序中反复强调一个观点：“思维模式虽然是环境造成的，但一旦形成思维习惯和思维定式，思维模式就和原来的文化关系不大，反而是思维模式主导文化的走向。”这个观点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

 

这本书主题集中，深入阐述了中国人落后的思维模式的缺陷是模糊、混乱、僵化，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内容旁征博引、翔实丰富，光参考文献就有68种，其中马列著作就有8种。

 

如何快速培养高素质人才，解决“钱学森之问”的难题，楚渔的观点可算是他山之石，对教育部门是个提醒。

 

 

楚渔的著作继承了鲁迅、柏杨等人对国民性进行反思的传统，对中国近现代落后的根本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思维模式的落后是根本原因，需要进行全面的改革。

 

在世界文明史上，勇于对本民族进行深刻地批判，是一个民族文明发达、实现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与以往批判国民性的著作相比，这本书确有进展，主要表现有两项特点：一是具有时代性；二是具有针对性。该书在精神上继承了鲁迅、柏杨，但在问题意识上有所创新，是站在21世纪初的立场上，通过对国民性进行批判，对中华民族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认真思考。

 

本书第一章对当今流行的几种影响很大的观点进行了梳理与辩驳，反映了国民性批判的新的认识水平。我以为第一章是本书比较精采的部分，读后令人耳目一新。作者明确批评封建专制根源说，很有新意，在国民性批判的演化史上，是比较新的观点。

 

更有新意的是对“制度、体制根源论”的批判，进行这种批判不但需要学识，还需要与俗见抗争的勇气。这本书的另一项特点是其明确的针对性，它主要针对我国科技创新乏力的问题，并从思维模式入手，切入教育改革，从而使得本书没有流于泛泛的批判，而具有建设性的意义。我以为，如果不取得建设性的成就，国民性批判的积极意义就不能成立。

 

 

楚渔把解决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任务，交给了教育，这是非常有见识的。事实上，一切现实的困惑，都与教育的失败密切相关。教育的失败包括教育的不作为，教育的误导等因素，但是，实施教育的主体，无疑是这些错误的最大根源。可是，教育又必须由这些现成的人来实施，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该书充满活力的一点在于，它不是板着面孔在给你讲书本，用教条主义的框框来束缚你的思路；而是以生活的事实来启发你，用浅显的语言来讲大道理，并且鼓励人们要敢于向学术权威挑战，要敢于向我们已经形成定式并延续了几千年的思维模式说“不”。

 

 

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17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这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作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在科技和社会发展等方面落后于西方，根本原因是思维模式落后。具体说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概念模糊不清，逻辑推理薄弱，抽象思维能力不强，实用理性泛滥，求真精神不立。作者旁征博引却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使一个严肃得怕人的课题，在闲聊散论的铺陈中娓娓道来。这种叙述方式让读贯了严谨刻板的学术著作的读者也许有些不习惯，但却可以使读者畅快地了解作者的基本思路和见解。从思维模式入手回答李约瑟难题的确是个独特而富有启发的角度。作者不仅从思维模式的缺陷给出了回答这个难题的一种解答，而且也启发我们从思维模式的角度看待李约瑟难题的提问和解答方式。

 

这引导我们注意，在讨论李约瑟难题时，不仅可以从影响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西方思维模式的根源入手检讨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更应该把西方思维模式看做一种动态生成和发展的产物，以不断更新的思维模式反思对该问题的讨论方法。

 

思维方式批判是一种根本性批判。该书体现了作者的学识信念。知识和信念是思维方式生成的基础。任何思维都离不开知识和信念的支撑，思维方式本身——观点、方法及其相互联结——也只能从知识和信念中提炼出来。观点和方法是思维方式的要素。观点对思维方式起着总的指导作用。建构一种思维方式，需要知识与信念的支撑；而批判一种思维方式，更需以广博的学识和坚定信念为前提。

 

该书尽管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博通中外，纵横古今，天文、地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军事无所不涉，哲学、文学、艺术、史学无所不谈，纵横捭阖，汪洋恣肆，从谈天说地中发现大规律，从臧否褒贬中阐发大道理。同时，也鲜活地体现了作者忧国忧民、匡时救弊，从思维方式着手改造国民、强盛国家、振兴民族的高远理想和执著信念。

 

对于中国人思维方式的优长，时人与前贤多有论述，如重整体、重现实、重和谐、重意象，而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缺憾，则或语焉不详，或有意回避。但不愿正视、刻意回避，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以清醒理性的态度正视之、揭露之、批判之、破除之，并进而确立合理的思维方式。这才是对国家、民族、人民的一种大爱。

 

该书关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是模糊的、僵化的，而非精确的、灵动的；是实用的、现实的，而非求真的、理想的；是狭隘的、自私的，而非博大的、为公的；是权术的、谋略的、几率的，而非公明的、智慧的、因果的；是原则灵活、策略僵化的，而非原则一贯、方法灵活的等等。这些思想可谓犀利透彻，入木三分，观点鲜明，铮铮有声。作者在书中对于如何建构新的思维方式，也提出了自己的基本思路。

 

楚渔先生的著作一扫学院派的教条的、陈腐的风气，用作者自序中的话来说：“仅仅是把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东西说了出来，随感而发，因此它不是一篇学术论文。”那么看到的是什么呢？和《皇帝的新装》中那个小男孩一样，看到皇帝确实是光着屁股的。作者当然不是小孩子，因此他说出的勇气实在可嘉！他是在挑战作为整体的中国人，或者说是挑战所有的中国人！

 

作者有如此勇气，是他因爱国而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看到历史上中国人长期落后挨打，看到现代中国人缺少创新能力，而中国人的智商并不比洋人低甚至更高。他从大量鲜活的现实事例出发，导致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传统的思维模式。

 

 

作者楚渔具有丰富的感性的实践经验和知识，而且具有相当深邃的哲学思维理论的修养。全书文字不多，却言简意赅地说清楚了很多人从理论上一辈子也没有弄清楚的问题。

 

谈到中国人的智慧，楚渔尖锐地指出，中国人以“谋略”、“诡计”为智慧，而西方人则以追求真理为智慧。究竟谁是正确的呢？很显然，中国人的“智慧”是经不起推敲的。谈到中国历史，楚渔借用法国作家雨果的精辟论断：“中国是个保存人类胎儿的酒精瓶。”说白了，孔丘的许多话语，的确是“人类胎儿”的话语，然而中国人却把这些“人类胎儿”的话语一点不漏地（放在中国人大脑的“酒精瓶里”）保留了2000多年，而且至今还不断地被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视为自己人生的“圣经”。这样一来，中国也就只能永远地成为“停滞的帝国”了。

 

中国的文人们，以及受到了中国文人们影响的大量的中国人，几乎全都按照《易经》的“教导”，完全无视万事万物的自身客观的必然规律，却一心一意都只关注“天命”的“机会率”，完全依靠永远不可知的“天命“的“机会率”，如果这种“天命”的“机会”不来，就索性只能完全撞大运地胡来，这样的结果，就绝对只能是中国历史永远严重地“停滞”了，从而个人的生命也当然只能等于完全地“白活”了。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继续沿着这种传统的思维模式进行下去，中国人就将必然永远只能走向停滞和衰败，这是毫无疑义的历史必然的结局。正因为此，我与楚渔一致认为，彻底地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这才是今天中国人的最最关键的当务之急，我们迫切地希望，这个当务之急的问题能够得到今天从上到下所有同胞们的关切。

 

 

这是一部从事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的书。作者运用比较学的原理，深刻地阐明了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思维的落后，而不是别的原因。该书从纵的和横的、古中国的和古希腊的、近代中国的和西方的等诸多方面，列举大量令人信服的事例及精辟的观点，反复求证，反复论证，雄辩地证明科学思维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荣辱的极端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本报记者 钟华 整理）

 

《科学时报》 (2010-6-10 B3 社科 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