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跃龙
现任国家流感中心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副所长，兼任亚太流感委员会委员及卫生部流感防治专家组专家。
1970年3月出生，1998年取得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子病毒学专业博士学位。同年9月赴美留学，分别在Mount Sina Medical School和University of California,Los Angeles作博士后研究。2002年2月作为引进人才回国。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卫生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华预防医学会科技二等奖。2009年获全国卫生应急先进个人，全国医药卫生系统先进个人称号。2010年1月，获第十一届中国青年科技奖。
舒跃龙与中国著名流感专家郭元吉教授
国家流感中心接受WHO评估
中国疾控中心成功分离出我国内地第一株甲型H1N1病毒并完成全基因组序列测定
□郝莹 傅秋瑛
面前的舒跃龙，浓眉大眼，气宇轩昂，一张国字脸上写满了坚毅与平和，仿若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
事实上，作为国家流感中心主任，他带领着自己的团队在六年间打了两场硬仗，并且捷报频传，让全世界对中国流感监测与防控事业的发展刮目相看。
“要想让世界同行认可，你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过硬。否则，永远没有发言权。”舒跃龙说。舒跃龙的目标是将中国的流感防治技术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
甲流突袭
60小时创造中国奇迹
2009年4月25日，星期六。
舒跃龙还清晰记得，当时他正在开车，忽然听到广播里传来新华社消息，世卫组织通报各国卫生部门，猪流感疫情已出现人际间传播的迹象，很明显地存在演变成流行性病毒的可能。
当时，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人际间传播的这一天还是来了。”他甚至来不及想象一下这一天到来时将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国家流感中心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的下属单位，负责我国流感的监测防控工作，为疫情控制提供科学数据。作为国家流感中心主任，专业素养告诉舒跃龙，一种暂时不被科学家准确把握的新病毒，一旦开始在人际间传播，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于是，他立即赶往办公室，迅速召集所有的团队成员，立即启动预案，建立了与世卫组织、美国CDC的热线联系。
尽管当时我国并没有病例出现，但形势依然非常严峻。要防控新发疫情，研制出快速检测法已经成为当务之急。第二天，卫生部部长陈竺即作出明确指示，要求国家流感中心快速研制出病毒检测方法，并提出72个小时的时限。
时间紧，任务重，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舒跃龙和他的同事们开始了攻坚之旅。
面对重大挑战，舒跃龙不骄不躁，制定了周密计划并向团队宣布三条“军规”：所有人从即日起不许休假；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待命；所有出差必须报批，并取消一切不必要的出差。
“人可以休息，但实验不能停，我们要和时间赛跑，争取在我国发现确诊病例前研究出快速检测技术。”舒跃龙将科研人员分成三班进行轮换，通宵达旦开展实验，仅仅用了60多个小时就成功装配出第一代甲型H1N1病毒核酸检测试剂。
4月30日15时，陈竺部长在国新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欣喜地向记者通报：“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过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科学家夜以继日的努力，已经研制出了特异而且是灵敏的快速诊断方法。”
当晚，检测试剂被分发至遍布全国的流感监测网络实验室。
病例确诊
4小时彰显中国力量
“当时，最大的担心是技术能否过关。”舒跃龙坦诚地说。那段时间，老百姓们天天看新闻，都在关心中国是否也有甲流。舒跃龙和同事们也在静静地等待着。
2009年5月10日，首例疑似甲型H1N1流感病例在四川省出现， 对病例的及时确诊无疑会有利于将疫情控制在小范围内。争分夺秒是舒跃龙和同事们的必然选择，早已作好准备的流感中心立即进入了临战状态。
5月11日零点30分，运送患者标本的专车抵达病毒病所国家流感中心。几分钟之后，标本被送入该所国家流感中心P3实验室。早已身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立即各就各位，对标本开始进行分装、登记和处理。
“当时，我们15名工作人员分成3个小组。标本分装处理过后，负责病毒分离的实验小组继续留在P3实验室，开始病毒分离实验。其他工作人员进入P2实验室，对病毒灭活处理后的标本进行核酸提取。此后，一组人员利用国家流感中心新建立的两套诊断方法对病毒核酸展开平行检测，另一组人员开展临床标本中病毒序列测定准备。实验人员埋头奋战在各自岗位上。每一个实验环节，都涉及几十个步骤。”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研究员这样回忆道。
11日凌晨4时30分左右，核酸检测工作完成。试验结果显示，患者标本甲型H1N1流感病毒呈现阳性。核酸阳性结果一出，病毒基因序列测定工作组迅速启动。上午10时，舒跃龙与同事们拿到了病毒血凝素基因的部分序列。此后，经过与美国CDC提供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株序列比对，结果再度印证了四川这例疑似病例为甲型H1N1流感患者。
那一夜，国家流感中心开启了1个P3实验室、3个P2实验室，工作人员在实验室内连续工作均达到10余个小时。那一夜，舒跃龙和同事们来不及坐一会儿，甚至来不及喝口水。
从拿到标本到确诊病例，仅仅用了4个小时。舒跃龙和他的同事们再一次在疫情袭来时向世人彰显出了中国的力量！
功夫在诗外
2009年11月18日，国家流感中心通过世界卫生组织评估，成为继美、英、澳、日之后第5个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流感参比和研究合作中心。中国国家流感中心此次通过评估，意味着我国已经成为首个进入这一全球流感监测网络“核心圈”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国家流感中心主任，舒跃龙的心里百感交集。正是在他的带领下，国家流感中心取得了令人欣喜的跨越式发展。
舒跃龙，1992年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随后考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病毒学研究所。“当时，我都不知道这个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提起从前，舒跃龙不无感慨地说道。
世事难料，无心插柳柳成荫。读完硕士、博士之后，他又赴美国留学4年，开展了更为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学习。2002年，舒跃龙作为归国人才被引进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此后，他一直跟随侯云德院士在病毒基因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主要从事多病原检测研究。
2004年春节前，领导找他谈话，希望他到国家流感中心担任主任，导师郭元吉教授也鼓励他尝试一下。于是，34岁的舒跃龙决定试一试。
很快，考验来了。
春节刚过，突如其来的疫情就给尚未上任的舒跃龙来了个下马威。正月初四，广西南宁突然暴发动物疫情，一群鸭子患上了禽流感。密切接触者的安全状况受到了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出现潜在的威胁，还没被任命的舒跃龙作为专家组成员立即赶往当地。
消杀工作已经展开，他要做的是对密切接触者进行排查，观察是否有发烧等症状出现。一周后回北京，他才第一次走进自己在国家流感中心的办公室。从这时起，他开始从一个基础研究者转变成为传染病预防控制的研究者。
“接着作基础研究肯定也非常好，但是我更喜欢我现在的工作。”舒跃龙常跟别人说，现在的工作社会意义更大。“人一辈子总得做成一件事，最好是自己热爱的，又对社会有用的。我很享受我的工作，同事说我是‘工作狂’。”舒跃龙憨厚地笑着说。“这也不好，你看看我就知道，还不到40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多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2005年10月，国庆长假之后，湖南出现了我国第一例人感染禽流感病例，国家流感中心经过慎重研究后，将检测结果通报给了世界卫生组织。但世界卫生组织并没有立即公布，而是派出包括美国疾控中心主任在内的专家组来到中国，对中国国家流感中心的结果进行评估。
“人家不相信你呀。”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舒跃龙记忆犹新。他说，如果当时美国等发达国家在流感监测、检验技术水平算“大学”水平的话，那中国流感中心的档次也就是“小学”程度，人家的怀疑其实很正常。当时，国内连作核酸检测最基本的荧光定量PCR仪都没有。连枪都没有，怎么可能打得好仗呢？
于是，舒跃龙和同事们把一份份实验数据、一张张图表都拿给外国专家看。一天的时间里，在对标本采集运输、检测技术路线、手段进行详细了解后，世界卫生组织最终相信了他们的结论。
“要想让世界同行认可，你的技术水平就必须过硬。否则永远没有发言权。”舒跃龙深刻地感受到了与国际技术水平之间的巨大差距，并下决心在3~5年内赶上甚至超过国际水平。
带着强烈的愿望和热情，舒跃龙带领着国家流感中心迎着朝阳出发了。当甲型H1N1流感病毒袭来时，他和他的团队凭借着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
尽管如此，前不久日本NHK电视台记者的提问仍然让一直埋头努力向前的舒跃龙有点小意外。“世界期待中国在走出金融危机中发挥重要作用。在传染病领域，您的实验室是不是也想发挥这样的作用？”NHK记者问。
舒跃龙的回答是自信的，也是平和的。他说：“我们愿意和全世界的实验室合作，为传染病防控作出自己的贡献。”
无论是艰难，还是甘甜，舒跃龙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不得不说，他在流感防控过程中表现出的国际视野，非常令人钦佩。
舒跃龙的国际视野
“国家流感中心不仅是中国的流感中心，而且更应该是国际的流感中心。”2004年，接任国家流感中心主任时，舒跃龙就给自己定下了第一个目标。
当时，在这一领域代表国际水平的只有四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我们当时的目标就是通过3~5年的努力，和他们站在同一平台上。”
此后，舒跃龙带领他的实验室在人才、硬件设备、国际交流等方面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并用了6年的时间，赢得了国际同行的认可，铸造了国家流感中心发展历程中的又一座里程碑。
这一点，让舒跃龙的内心充满欣慰。
如今，国家流感中心可以凭借自己的实力，在国际和地区公共卫生事件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2009年，他们积极协助世界卫生组织，先后为新加坡、巴布亚新几内亚、蒙古、古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提供甲型H1N1流感检测试剂；同时，他们还协助卫生部组织召开了两次中国—东盟甲型H1N1流感实验室诊断技术培训班，为学员所在国捐赠了甲型H1N1流感检测试剂。
没有突发疫情，舒跃龙的时间依然紧紧张张，监测和科研是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要通过411家网络实验室和556家哨点医院对我国流感疫情进行监测，同时研究致病机制、传播规律等和公共卫生有关的问题。作为中心主任他还要考虑中心的科室发展，团队成员的发展。让他欣慰的是，不到40岁的他已经成为团队里年龄最大的一位。平均年龄只有三十一二岁的年轻团队，让他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
国家流感中心这支只有60余人的队伍，已经在应对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成为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在专业技术方面的分工与合作日趋成熟和稳健，能够确保完成紧急任务时的效率与质量。
当然，还有一点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舒跃龙带领国家流感中心确立的国际战略。从2004年开始，国家流感中心开始不断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特别是与美国CDC的紧密联系，为国家流感中心及时获得相关信息和毒株等工作赢得了有利的环境和条件。
谈及在应对甲型H1N1流感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舒跃龙却认为，这是2004年以后国家对防控禽流感所进行的各种投入的一次回报。正是之前的投入，使得我国初步拥有了一支专业队伍，从而能够顺利地为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支持和决策依据。当然，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对流感防控工作的重视，是这支队伍能够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目前，防控形势是令人欣慰的。然而，对舒跃龙和他的同事们来说，下一步的防控任务却更重、更艰苦。“要做最坏的打算和最好的努力。”舒跃龙语重心长地道出了心中的想法。
疫情防控，是和平年代里没有硝烟的战场。然而，在与病魔的斗争中，我们看到，舒跃龙不仅是一位英勇的战士，更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我们期待，他和他的团队能够为中国传染病预防控制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科学时报》 (2010-6-8 B4 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