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美气候学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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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适应气候变化与节能减排战略地位同等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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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起分别为约翰·霍尔德伦、托德·斯特恩、丁一汇、徐明
摄影/陈欢欢
□本报记者 陈欢欢
“全球变暖的局面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不会改变，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三条路：要么减缓，要么适应，要么遭罪。”美国总统科技政策顾问兼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5月26日在参加中美气候变化科学研讨会时这样描述人类的前景。
所谓气候适应性措施指人类为主动适应气候变化作出的改变，如改变种植方式，建立新的水利工程来防洪抗旱；建造防波堤等等。
霍尔德伦认为，为了更少“遭罪”，人类除了采取节能减排这些“减缓”全球变暖的措施之外，如何“适应”也应该提上日程。
参加此次在清华大学举行的研讨会的还有美国气候变化特使托德·斯特恩（Todd Stern）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丁一汇，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和资源研究所研究员徐明。
两位中国专家同霍尔德伦观点一致：“时至今日，减缓和适应必须两条腿走路。”不过专家们同时指出，由于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采取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就像买股票一样高投入、高风险。
约翰·霍尔德伦：要么减缓，要么适应，要么遭罪
全球变暖的证据不胜枚举。
约翰·霍尔德伦用统计数据来说明全球变暖不可辩驳：“1880~2009年，全球气温不断上升。2005年是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年，2009年次之。排名前15的年份都在1990年之后。”
他同时指出：气候变暖并不仅仅意味着气温升高，同时伴随着气候模式的扰乱。
霍尔德伦说：“温度上的小变化却会带来气候模式的大改变。这不仅是冷热的问题，雨雪、干旱、台风、飓风等等都会发生。”
他打比方说：“正如人体的温度上升两度，虽然不多，但表明人生病了。地球也一样，地表温度增加两度，提示地球存在很多问题。”
现在，全球范围内各种灾害都在增多。而霍尔德伦指出，未来，类似状况还会持续发生。
他认为，采取抑制全球变暖的措施刻不容缓：发达国家必须在2015年达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峰值，之后迅速降低；发展中国家也必须在2025年达到峰值。即使这样也只有50%的机会实现增温低于2℃。
讨论人类活动究竟是不是气候变化罪魁祸首的问题已经没有意义了。当务之急是：人类该怎么办？
霍尔德伦说，如果气候变化越来越严重的话，适应性措施会花费越来越大，我们现在必须采取减缓措施，使温度的变化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同时也必须有适应措施，以应对避免不了的气候变化。
“虽然减缓和适应是需要成本的，但同遭罪相比，它们的成本是非常小的。并且很多适应措施可以实现双赢——在适应气候的同时给人类带来福利。”霍尔德伦说。
丁一汇：
南水北调存在适应风险
资料显示，从1986年开始，我国已经经历了21个暖冬。而从1880年至今，虽然期间也有偏冷的时期，但我国总体呈增暖趋势，尤其以西北、东北和华北以及青藏高原变暖明显。2008年我国南方出现了长时间的冰雪灾害。但是到了春天和夏天，温度快速上升的趋势并没有改变。
中国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伴随着气候变化的是中国的降水格局的重大变化。丁一汇指出，上世纪50~70年代中国的南方和北方降水较多，长江流域较为干旱；后来由于季风减弱，降水区逐步南移，八九十年代移到长江流域，华北、华南开始干旱；最近十几年，降水继续南移，所以长江以南不断有洪涝发生，而北方少雨，出现了长期的干旱。
去年9月份到今年3月份，我国西南地区出现了60年一遇的干旱。紧接着，华南地区又遭遇特大暴雨，并很有可能还会持续。“可以看出，受极端气候事件的影响，暴雨和干旱时常发生，中国的防灾救灾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丁一汇说。
他同时指出：“即使在全球采取减排行动之后，气候变暖也不会停止或逆转，只能减缓速度，以允许生物系统和人类社会有更多的时间去适应。”
丁一汇介绍道，气候系统有很大的惯性，主要因为海洋的响应很慢，即海洋还未完全增暖到现在温室气体浓度下应达到的水平。即使所有的排放今天立即停止，海洋也将会持续增暖几十年。
另外，虽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能通过减排减缓，但仍需相当时间从化石经济过渡为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经济形式。因而还会有进一步的排放和增暖。
“也就是说，将来的气候变化与灾害不可避免，适应行动是必要的。”丁一汇表示，我国应该从现在开始，根据气候变化的预测，提前进行各种基础设施的改造和重新设计，加强防灾、减灾能力，建立重大气象灾害的监测、预测和应急保障系统。
丁一汇举例说，南水北调工程就是对日益减少的北方降水所做的适应性工程。但他指出，南水北调工程也有风险，如果北方连年干旱，长江连年少水，也会造成无水可调的局面，或者即使调水，也解决不了北方严重缺水的局面。“但是这个风险比我们获利少得多，现在我们必须进行这样一个调水的工程。”丁一汇说。
由此可见，适应性工程的投入和风险是巨大的，例如冬季的运动设施、排水工程，建筑，供暖，水资源和供水系统，农业耕作等都会受到重要影响，并且不能保证获得成功。“把气候变化的速度与幅度控制在一定的临界值之下极为重要。减缓行动是根本性措施。”丁一汇最后强调。
徐明：世界上没有一套成熟的适应的技术方法
“早期发达国家重在减缓，不重视适应。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目标升温2℃之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必须要面对现实：人们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变暖的地球上。更明智的战略是一方面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一方面应对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徐明在接受《科学时报》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
其实在中国，很多老百姓已经为气候变化作出了适应。
徐明举例说，根据模型预测，由于受气候变化的影响，最近几年我国长江流域的水稻应该减产，但实际上生产量却增加了很多。这主要是因为当地农民学会了适应——他们改善水稻品种，改变播种时间，甚至一些地方改一年一熟为一年两熟，增加了产量。
本来是热带植物的橡胶现在由于气候变暖，种植区域开始向北推进，向山上推进。
这些措施利用了气候变化给人类带来的正面影响，正如霍尔德伦所言，实现了双赢。
不过，这其中也存在很大风险。如桉树也向北推进很快，甚至到了湖南北边，这在过去是不可思议。但2008年我国南方遭受冰雪灾害时，湖南的按树林大面积死亡。
“这就是适应气候变化过程中发生的误适应。错误的适应是有成本的。所以适应其实是个风险管理的问题。”徐明指出。
正如丁一汇所言，适应的成本很高。比如青藏铁路在修建时由于考虑温度升高1℃对冻土层的影响，成本增加了几百亿元人民币。但如果要应对更多的升温，还必须有更大的投入。
而全社会如果都要考虑为气候变化作出适应，成本不可估量。但若不采取适应措施，一旦发生灾害，损失更大。
“难就难在这儿。”徐明说，本来气候变化就具有很大不确定性，考虑其影响又加了一层不确定性，再考虑适应，涉及成本问题，所以更复杂了。
据悉，IPCC每年气候变化报告中都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适应性进行评估，但基本都停留在概念阶段，没有实质性、有针对性的技术和方法。徐明表示：“同成熟的减缓技术和政策相比，适应技术和方法体系在国际上都很缺乏，大家都没有。现在人类的知识和技术还不足以做到全球不同尺度的适应。”
“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应该束手无策，坐着等。”徐明认为，收益大、风险小的措施应该优先研究，而风险大、成本高的措施应尽量避免。
据记者了解，美国在2009年发布的国家气候变化报告中提到，过去20年气候变化的研究集中在气候系统上，将来应该加强研究影响和适应。而在我国，除了一些国际合作项目中涉及气候适应的前期研究，近期国家有关部门也正在召开会议，对适应战略的规划进行讨论。
《科学时报》 (2010-6-7 C1 低碳能源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