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业
最近接连发生两件事，使笔者想起了老一辈革命家谷牧同志。
1952年，毛泽东同志视察济南。38岁的济南市委书记谷牧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称赞谷牧的工作后，又和他谈起淡水鱼和海鱼哪个更好，谷牧的意见和毛泽东并不一致。谈话中，谷牧还对毛泽东说，党史称王明路线造成了白区党组织100%的损失是不准确的，如果白区地下党都没有了，抗战之时115师挺进山东之前，山东怎么会冒出那么多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呢？对谷牧这样尖锐的问题，毛泽东并未在意。
晚年的谷牧回忆这段经历时还十分感慨：“‘文革’时期，我特别怀念解放初期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时的这段美好时光。当年毛主席对我起草的济南市三个报告的批示，我只是在会上郑重传达而已，并没有敲锣打鼓，也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而我陪同主席旅行竟然跟他争辩了一路。甚至敢就已定性的党内路线斗争问题提出异议。仅隔了十几年，党风竟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耐人寻味。以至于到结束‘文革’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今天，虽说民主制度的建设有了长足进步，但当初的革命者意气风发的感觉却总是让我难以忘怀。”（2009年46期《瞭望》）
谷牧同志的这番感慨，显然不只是批评历史上的不良风气，对此后党风建设也有重要意义，对各级党组织和政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而最近的一项调查表明，许多领导干部，尤其是县处级干部，都患有网络恐惧症。（《报刊文摘》，5月14日）再加上最近几年层出不穷的地方政府打压网络批评事件，我们是不是需要重新体会谷牧同志的感慨呢？
谷牧同志逝世后，笔者经报纸介绍才知道，这位上世纪30年代初就投身革命的老战士，早在1975年就已经是分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了，但直至1978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国的机会——率团去考察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在国外，谷牧和全团成员根本没有游山玩水的心情，而是为中西方的巨大落差所震动，用谷牧的话说，有种“紧迫感”。考察结束后，他和考察团成员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地写出提交中央的考察报告，提出为大规模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要有灵活的支付方式；在外贸体制上，应给地方、各部以一定的权力；必须进行科技为主导的工业革命等。受到了邓小平和叶帅、聂帅的重视。（《华商报》，2009年11月7日）
而今的“出国考察”，更像是官员的一种不成文的级别待遇。最近，中央某部委又要向欧美国家派出第二轮约100名左右的高校领导去培训了。（《新京报》，5月18日）
笔者希望，这100多名大学校长在国外考察时多想想谷牧同志，回来后向党和人民交一份合格的考察汇报，而不是一份游记散文。如此，纳税人这笔血汗钱也算是花得不冤了。
（作者系西安科技大学教授）
《科学时报》 (2010-5-26 A1 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