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高票通过《物权法》。由此，围绕《物权法》的讨论之声不绝于耳，在此众声喧哗中，有一则西方平民对抗国王的小故事似乎让国人倍感清新。

 

“1866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为在波茨坦建造行宫，强行拆掉了一座并不属于他的旧磨房，被磨坊主告上法庭。最后，法庭一致裁定威廉一世因擅用王权侵犯原告人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利，责成其在原址上立即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房，并支付赔偿。”

 

这就是著名的关于“波茨坦磨房”的维权经典，也是熊培云的新著《重新发现社会》中的封面题图故事。

 

《物权法》的通过，表征的是个人和国家之间在财产权方面签订契约。类似“波茨坦磨房”的故事，其实就在证明这个契约一旦达成，它所包含的国家与个人之间约定的底线价值就不可随意破坏。回归到中国社会语境来看，《物权法》引起公众思考的也许并不止“物权”或一部法律本身，它让“政府与国民的关系”这一并不新鲜的政治命题重新浮出水面。

 

在这一话题上，一百多年前梁启超提出的“新民说”值得我们回顾。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报》中开始连载《新民说》，直至1906年连载结束。梁公提出：“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他对新与旧的关系的申发，直指国民性的改善和培养。其中，他还提出了“公德”和“私德”两部分内容。虽然，梁公在“公德”的部分提出了包括“国家”“权利”“义务”三个部分的思想，但限于时势，他并未厘清国家政府与国民权利之间的现代角色关系。而他对于国民私德的论述则开启了当代学人思考的另一课题，如何怀宏的《良心论》便是直承梁启超的私德而提出了“底线伦理”。

 

无论“新民说”还是“良心论”，侧重的都是个人的底线伦理。而作为思考国家的底线伦理的关键词当推“共同底线”。虽然，这一关键词在上世纪90年代初热闹的“左右之争”后沉淀下来，并逐渐形成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共识，但这一言论并未在当前新的社会文化情势中得以观察、叙述或拓展。

 

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中的序言中，秦晖重申了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之间的重合才是中国当前的问题和诉求，而这一重合便是所谓的共同底线。但对于这一共同底线的实现和建构依赖什么？它在当前中国社会目前表现出怎样的生长状态？秦晖并没有过多地叙述。即使在《“第三条道路”和共同底线》一文中，秦晖在提及其他国家的局势时谈到“所谓的第三部门”——“公民社会和志愿者公益组织”开始发展起来与“民族国家—政府组织”（第一部门）和“市场——营利组织”（第二部门）各司其职，但并未对“所谓的第三部门”作更多的阐述。其实，这里的“三个部门”对应的就是传统社会学中的三个组织：政府—市场—社会。“社会”虽然并不完全对应“第三部门”，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却是“共同底线”得以兑现的重要博弈力量。

 

熊培云《重新发现社会》的路径正体现了对一力量的观察和叙述。正如梁文道在本书的序言所说：“究竟社会是右派掩人耳目的新武器，还是左派暗渡陈仓的小通道呢？对于这个问题，培云兄的确给出了一套典范转移的思路。……那就是用‘上／下’去取代‘左／右’；提出社会，就是为了移置左右间许多不必要的争论，重新认清中国的难题仍然是高高在上，社会被压在底下不得自主不得喘息的事实。社会若是不能自主生存，左右之分也就无甚意义了。”

 

应该说，熊培云的思考中所体现出的重要突破并不是用“上／下”取代“左／右”，而是对社会的重新发现和张扬。之所以如此，缘于他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面貌进行的观察和判断。他在论述“社会动荡和社会溃败”时，援引了孙立平教授的观点：事实上（目前）对中国社会最大的威胁不是社会动荡，而是社会溃败。社会动荡的反面是社会稳定，社会溃败的反面是社会健康。社会溃败不断恶化的结果就是“无社会状态”。而根据熊培云的判断，“对于国民来说，最可怕的是自己的国家同时陷入‘无政府状态’和‘无社会状态’”。

 

“但是，如果比较这两种状态，无社会之害恐怕远甚于无政府。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功能正常的社会能够及时结束两种‘无政府状态’。”对这个判断，熊培云用法国五月革命和2007年比利时无政府状态作了例证。事实上，即使从传统的社会学角度来说，一旦社会这一极消亡后，就只会出现政府绑架市场狂飙猛进的局面了。

 

除了对社会现况的观察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外，熊培云还从“开放的传统”和“网络社会”两方面来论证中国当前社会之所以能被“重新发现”的现实支撑力。

 

对于传统，熊培云认为当前中国的传统是处在渐次打开的转型时期，又因 “当过去不再照亮未来时，人心将在黑暗中徘徊”（托克维尔），所以“这个时代的希望就在于可以不知疲倦地寻找那些飘于历史旷野中的或强或弱的声音，寻找那些我们百倍珍视的信念与价值，共同建设属于中国、更属于全世界的伟大的传统”；对于网络，熊培云指出，“今日中国，网络更是一种推动社会运动和社会进步的工具，担负着相较其他发达国家更多的时代重负”。

 

正是凭借对当下中国“传统”和“网络”的乐观观察，熊培云得出“眼下的中国，社会生机初现”的判断，也才可能藉此“重新发现社会”。沿着这一思考路径，熊培云满怀抱负地提出了自己的“三生主义”：所谓三生主义，本质上说是一种关乎生命、生活与生态的价值观，一种精神高度。佛教讲“往生”“今生”与“来生”，而“三生主义则着眼于个体，社会与世界，注重生命、生活与生态”。“简单说，只有尊重生命，才会有平等与文化的多样性；只有尊重生活，一切政治与社会变革才不至于凌空蹈虚，因主义而放逐生活；只有尊重生态，人类文明才有可持续发展，不因饮鸩止渴自我消灭”。

 

暂且不论熊所提倡的“三生主义”是否“超拔于传统的经济、社会与政治三大组织之上”，也不管这一带有总结性的思考是否会带来某些人“普世价值”式的批评，我们只要看到这种“主义”结合“问题”式的结论中所包含的生命底线价值和他本人对社会重构的信心，就令人觉得可贵。当然，这份“重新发现社会”的信心，在他的这本书中也并非处处坚定，而是在疑惑、忧虑中最终是以乐观的身影超拔而出。在这里，也许唐德刚关于“历史三峡”的判断起了廓清迷雾的指点作用。

 

在我看来，熊培云的思考和信心，恰如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所展现的精神气质。培云在巴黎留学四载，想必熟读《恶之花》，也明晓这个诗题中的“恶”指的不单是邪恶，而且还有忧郁、痛苦和病态之意。如果说，波德莱尔在当时病态的巴黎社会中感知到了审美现代性，那么培云则在这本文笔俏拔的《重新发现社会》中捕捉并传达出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

 

《科学时报》 (2010-5-20 B3 社科 视点)